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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何许人也？八成就是张大民的大哥。除了乃弟的坚韧，善良，幽默，他还多一份勤奋，好学和文坛上的先锋意识。有人说张大民“知足常乐，不求进取，已落后于时代”，那么，他大哥可是个极具竞争心的能干人，多年来废寝忘食，把塑料的蘸水笔杆捏破，写出佳作连篇。他本名叫刘冠军，您只要看看悉尼奥运会上勇夺金牌的中华健儿，就会明白，不敢拚搏，怎能取名冠军呢？
最近召开的京味文学研讨会上，作家刘庆邦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已经超过了老舍”。呀呀，如此“酷”评，实在是振聋发聩呀。我刚刚与庆邦老弟畅游云南、越南十余天，总想请教一番，张大民是怎么“超过老舍”的？可惜始终未能启齿，大概我们都不是评论家。然而又想，张大民是个艺术典型，骆驼祥子，王利发，程疯子，也是艺术典型，乃至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都出生在中华大地的热土上，各有各自的生存依据和价值观，他们互相并不打仗，无需乎“关公战秦琼”，谁也不是金星英雄，犯不着“众人学习”，所以也就不存在他们是否“落后”的问题了。不过，您既然“入世”面市，走进文学画廊，就得任人评说，横挑鼻子竖挑眼，酷评加“酷”评，全挨着，试试你刘氏冠军的承受力如何？
我本想夸夸刘恒，又恐怕夸不到点子上。神童出身的刘绍棠健在时便有“北京四刘”之说，除了他们的小说写的漂亮，大概还因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作家，语言精彩，还有一份农民的狡猾。刘冠军的故乡在门头沟的山区，赶上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瓜菜代”，从小挨过饿，也看过别人挨饿，才会大骂《狗日的粮食》。幼年时的刘冠军，倍受生活煎熬，他时常思索：“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这些连哲学家都感到困惑的话题日以继夜地缠绕着他。青年以后，他的目光转向了现实，转向了对人类生活基本问题的关注，比如生与死、爱与憎、粮食、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他觉得，与其无奈地思索不如积极地面对生活。他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去观察。他以一种深澈的冷静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心情冷冷观望着芸芸众生。他作品中的人物显得多彩多姿，而作品的叙述人却显得极为冷静。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几乎都有原型。他不仅展示生活，同时又参与生活。朋友到门头沟山区采访，他也跟了去，看到山区孩子们的校舍破旧，回来后就四处呼吁改善山区的办学条件；看到农民改造荒山，回来后就写出了《老卫种树》的报告文学，使社会关注和支持这一家战天斗地农民英雄……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对这些人物产生了积极影响之后，也就格外珍惜自己手中的笔。熟习刘恒的人，都觉得他有许许多多农民的习惯。他办事井井有条，喜欢看农家精耕细作的菜园子，他的案头永远干净整齐，他习惯在干净的格纸上写作。每次外出写作，他总要带上几盒蘸水钢笔的笔尖，写出的小字整整齐齐。他想好了才动笔，文章一挥而就，字迹极为工整。看他写作，犹如看农民整理自己的菜地。
他到香港讨论电影剧本，制片人盛情招待，请他吃饭，到最豪华的饭店，山珍海味，他不想吃，却给人家出了一道难题：“熬白菜”……北方的大白菜。搞得制片商派人四处购买白菜。人们没有想到，写得这样好小说的北京作家竟是靠吃熬白菜支撑的。刘恒生活俭朴，家里陈设极为简单。勤劳的父亲亲手为他打制了一个三屉桌，他就在这张极为简单的三屉桌上写出了许许多多佳作名篇。他买书不怕花钱，成百上千地买，屋里的书占了一面墙，他为这些书籍定做了巨大的书柜，而唯独那个破旧的三屉桌他永远不肯更换。他觉得在这样的桌子上写作踏实。那里凝聚着祖先的灵气。
刘恒极爱观察事物，大雪天在街上骑自行车，朋友说车轱辘把白雪轧成了黑泥，他灵机一动，就抓住了这个反差极大的题目《黑的雪》。刘恒擅长观察他人，朋友们在屋里聊天，他不插嘴，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却句句入耳，筛过之后便一一做了他写作的材料。如此窃取“隐私”，真不够哥们呀。九年前搬进文联的宿舍楼，刘恒的窗户对着急救中心的太平间，几乎天天听见有人哭。这本是件烦人的事，刘恒却不心烦，特意买来望远镜，从八楼向下窥视，仔细观察死者的亲友们怎么哭？真哭是啥样，假哭又是啥模样？在北师大学习，一位善良又有些柔弱的男同学因不堪情感重负自杀了。半年后，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不承想就点了这位已经不在人世的同学名，班里许多人哈哈大笑，唯独他沉默不语，不久就写出了中篇小说《虚症》。朋友开家长会，他蹲在教室窗外窥望，朋友已届四十，独身带孩子，吃尽人间辛苦，他动笔写了《四十不惑》(电影名曰《本命年》)……唉，人们常常夸赞画家的眼睛，导演的眼睛，却不注意作家的眼睛。我想提醒朋友们，警惕刘恒那窥视隐私的眼睛。
人说刘恒没有长性。说得有根有据。喏，十五年前我们一起在卧佛寺搓麻，玩到深夜，他小输几元，就不肯散场，硬要加四圈儿，自然不是为了几块钱啦，只能说麻瘾深烈，可是不久就金盆洗手，戒了。还是那阵子，文友们时兴钓鱼，来至郊区，池边坐定，眼观鱼漂，如练气功。唯独刘恒，心不在焉，东张西望，来回，黑了漂都没看见，还钻进小窝棚里去睡一觉。真的没救了么？不，有次他钓得三条大鲤鱼，上了瘾，还有一次钓六十斤的辉煌记录，可是不久也戒了。他当过兵，做过工，自然会抽烟，嘎巴脆，又戒了。戒烟之后开始发胖，胖也不怕，他个子高，成不了“吴法宪”。还戒过什么？刘恒擅长打呼噜。刘绍棠是北京作协的呼噜大王，一同外出，他的呼噜压过火车的发动机，我能做证，刘恒的呼噜超过绍棠。可惜呀，前不久刘恒去做手术，连打呼噜的习惯都戒掉了，真是没长性啊。还有……算啦，如果让我数个“八戒”出来，就是成心贬人了。那么，戒这戒那，图个啥呢？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和时间，去写他的小说和剧本！玩性不长，写劲十足，这就是刘冠军又名刘恒的奥秘所在……持之以恒，恒当冠军。野心不小。
人说刘恒惧内，我看这是一份美德。遥想当年他苦斗出山之时，妻子上班之前为他做好饭菜，装进蒸锅，坐到煤气灶上，连火柴也放在灶边，叮嘱乃夫，点火热热就能吃。可是傍晚下班回来，蒸锅如故，连火柴都没动地方，“不吃早饭，忘了午饭，连晚饭也不吃，你可怎么活呢……”是啊，那时候的刘冠军是个瘦高挑儿，累得吐血，年纪轻轻，腰都弯了。正是背后站着这个女人，为他洗衣做饭带孩子，包揽家务，撑起半边天。现在的刘太太像只欢喜鸟，客人来家，他双臂搭在丈夫肩上咯咯笑，清脆如一串银铃声，小俩口还手拉着手上大街，接儿子放学回家。和和美美过日子，是刘恒的福气，也能让某些时髦小姐望而却步。
妻子张玉民是他的第一读者，也是一位极为挑剔的读者，稿子出手以后，总要经她过目把关。如今，每当刘恒外出写作，小俩口还依依不舍，刘恒走出老远，刘太太还站在阳台上默默地张望，她盼望丈夫能健康地回来，不要累垮了身体。刘恒也一步三回头，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更好的作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支撑他的家人。
刘恒爱子心切，由于祖上一直是子嗣单传，他给儿子起了个名儿叫刘传，对儿子的培养格外精心，教他游泳、练钢琴，培养他坚强的意志，培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刘恒也把艰苦朴素的作风传给了小刘传。人们从未见到刘传沾染上半点时下孩子们流行的时髦病，衣着过时，粗茶淡饭，体格健壮的像个山娃子。“一个人要有极强的自制力，谁也不能将你征服，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你自己。”“人要善于成为自己的主人，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将自己的才华充分涌流出来，才会感到幸福。”
“幸福是一种自我感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不幸，只要你能勇敢地面对它，一步步地战胜它，并且获取工作的快感，你就是幸福的。”
这就是刘恒的幸福观。当然，除了这些命定的东西之外，还要加上奋争。要当冠军，必然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他从一个贫穷山区的孩子，到当兵，做工，上大学，当编辑，成作家，每一步都付出了艰辛勇敢。这股勇气也充实了他笔下的人物：人活一口气，秋菊到处打官司，为了讨个公平说法，她绝不服输。《老卫种树》，种到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负债买树秧的分上，也绝不下山，终于让万亩荒山披上了绿妆。
诚然人都有弱点，冠军也有被淘汰出局的时候。不是说他的文艺思想挺“前卫”吗？可惜此人不敢穿西装，大概是不会打领带。出国访问，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都要穿西装，刘恒却发出了“愣不穿西装行不行的哀鸣”，依然是他的布衣布鞋，又土又舒坦，从北美到欧洲，没人拒发签证。此事我有同感。阿拉法特周游列国，永远缠着他的小方格头巾，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穿西装呢？我出国时就向作协外事书记邓友梅学习，穿对襟中式上衣，老字号内联的千层底布鞋，哈，国人看着我土，洋人看着我洋。因此我同情刘冠军。不能同情的事也有。十年前北京作家开始换笔，纷纷使用电脑。同住一楼的陈建功、孟亚辉是人精，嫌我笨，给予重点调教，保驾护航，深夜都能请来排除故障，总算顺当地用到了今天。可惜他们忽略了刘冠军，区区电脑怎么也玩不转，辛辛苦苦写了上万字的作品，不会存盘，一存就丢。干脆将电脑束之高阁，继续使用蘸水钢笔，嘴里还有说词儿，“噼里啪啦，扰乱文思”。长期使用蘸水钢笔(连自来水笔都不用)，已将他的中指与食指之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单看那双粗手，会以为他是个作风粗厉的木匠。不知他捏碎了多少塑料蘸水笔杆？据我所知，不敢使用电脑的有杨沫、浩然，买了电脑玩不转，又卖掉的有吴祖光、顾工，这些先生最小的年逾花甲，或已是耄耋老人，不用电脑情有可原。唯独年轻聪明的刘冠军，在电脑面前败的落花流水，可见是人都有守旧的一面吧？
在这个层面上再看张大民，他身上的确流动着北京小胡同、大杂院里平民百姓善良的血液，他的本事有限，却顾家，以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对待现实生活，张扬了人生的韧性。您当然可以批评他“窝囊”，就像人们批评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但是我想说，张大民是个很好的艺术典型，为我们文学画廊里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仔细观察一下，您或许在那些住进高楼、开着私家小汽车的北京青年人身上，依然能够看到张大民的影子。也许正因为他身上沉积着北京市民的某种“文化基因”吧。(赵大年责任编辑孟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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