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几米一早已经是白血病患者——知道这个信息的人们说，难怪他的书里有那么多悲凉和虚无的东西。

　　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照此说来，至少还有两个人也应该是白血病患者，也许他们自己还没发现：宫崎骏和村上春树。

　　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是聪明的，他聪明地用“向左走，向右走”代表了一切的偶然与不可理喻，但又不仅仅是聪明。他不厌其烦地写天气和天气影响下的心情，简直是一切都市动物的安慰——除了那不需要和不屑于被安慰的。

　　宫崎骏的《龙猫》也是，把一个传说中的东西煞有介事地描画出来是聪明，唤起普遍的对于童年生活的记忆又不仅是聪明——小的时候我们不是都相信，或者愿意相信一切荒诞离奇的传说吗？

　　村上的《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跟宫崎峻的《听见浪涛》有相像的地方，都是非常懵懂的成长，里面有苦痛，也有温情。都是一般成年人已经陌生而不复记忆的。

　　王朔说过这样的话，作家没有什么，就是比别人记性好——童年的经历，人家都忘了，就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能说这话不对，但是有避重就轻的嫌疑。好的创作者不仅聪明，而且天真，因此得到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看起来很美》，就没有这种天真，全是世故与残酷。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共鸣，就是那些跟他年龄接近，也有相似经历的人们。不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或者出生在60年代末但没在北京大院生活过的人就是看个热闹，最多感叹这厮记性真好。

　　王朔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因为生活的残酷，中国人往往一早就失去了天真，十几岁的孩子，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戒备和心计。成年之后，聪明一点的就成了人精，懂得用最快的速度计算得失，在任何情形下都力争不吃亏，几乎是刀枪不入、百毒不侵，笨一点的更坏，老是算计别人又老是被别人算计，因为一切得来不易，抓到什么就死不撒手，从来不相信自己生活逻辑之外的任何事，正如鲁迅所说，不是“辛苦而麻木地生活”，就是“辛苦而恣睢地生活。”

　　我有一次坐在去敦煌的小飞机上，发现身边坐着的其实是个日本女孩子。不是因为空姐问她什么她说英文，而是因为她说话时的眼神和手势——完全像小动物一样纯良。一看就不是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要不然哪能活得下来？

　　为什么几米这么快会红起来？有人质问。看起来真是没什么道理的。也许差别在于，有的人受了伤就变得冷而且硬，人莫予毒，有的人却会一直把柔软的一面暴露出来，不怕一再受伤。在从前，武林高手无疑是被景仰的，现在人们过腻了无欲无嗔的日子，发现能够受伤也是一种福气。

　　前两天听见一个化妆师教模特：“尽量少笑，笑多了最容易出皱纹了。”那模特没回答，大概在想面无表情地过一辈子受不受得了。

　　这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理喻的，莫名其妙患上白血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也许是可怕的环境污染，也许是我们不得而知也就无从提防的缘由。世纪末的大恐惧和大悲凉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云开雾散。但是人们学聪明了，决定用爱、浪漫和体贴来度过这不可知的余下的岁月，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一生。

　　几米、宫崎骏或村上，他们都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没有回避，但是也没有放弃。在最残酷的地方，有最温柔的梦想。因此击中了我们的心。

　　有一天晚上，把买了很久的《蓝宇》拿出来看，本来也没有什么，到结尾一个个街景飞快地过去，《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前奏一响起来，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一直到演职员表出来。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到《那么爱你为什么》，黄品源这个无聊男人总是能打动我们，因为他想什么就老老实实说出来了，不怕被笑话，或者被无情打击。这种作风老土吧？老土也当流行呢。

　　最可气的是，一份报纸介绍几米说是“小资新宠”，你觉得都能看见编辑那副嘴脸。这些人似乎永远是坚定的、自信的、无往而不利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和栋梁。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退到一边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