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洪海

　　26日那天，我们要去参加李行导演的电视单元剧《莲》的首映式，还没有出门，《民生报》的记者徐开尘就打来电话，说上周采访我的稿件今天见报了。

　　在去桃园县的路上，香华老师听说后连声说：你真是幸运，在台北的文化界，现在能够被媒体报道，不是件容易的事。媒体的热点，都已经集中到财经和娱乐去了。不仅在台北，港澳和东南亚都是这样。

　　于是刚一进桃园县，香华老师就提醒我马上去买报纸。

　　徐开尘的题目是《朱洪海与柏杨，千里漫漫书相连》，想一想，自己能够到台北，能够有现在这样的收获，真的是千里漫漫书相连。

　　首映式一结束，高肖梅就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做客，她说知道我要走了，昨天就很想让我过来的。

　　我特别谢谢她提供给我的几个影片名字，那几部影片我已经买到了。那还是在研讨会结束时的晚宴上，我希望她能够给我提供几部反映“国军”影片的信息。

　　在路上，看着窗外一路的景色，坐在后排的柏老忽然说，大陆的环保是不是做得很差？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是这样。

　　接下来我告诉他，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念小学，就已经拥有了环保意识，但是这些年环保状态却越来越差，实际上大陆的各个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环保，而是他们经常是处于两难的状态，一方面老百姓要生存，那就难免要破坏；一方面要环保，那么老百姓生活就要下降。在大陆，经常会听到关于是先治理、后发展，还是先发展、后治理的争论。

　　很多事情，理论上好讲，做起来又是一回事。

　　柏老沉默片刻，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在吃饱肚子与其他事情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人经常要先选择吃饱肚子。

　　在台湾，我惟一见过的塑料袋，还是我从大陆带去的。买菜、购物的时候，人们都知道要带好手提袋再出门。

　　想一想，大陆的每一天，都会有数以亿计的各种塑料袋被扫出我们的家门。

　　高老师的住宅是独门独院，在一条很安静的小街穿过院门，就是个很安静的小院。独立的房屋好像是上下三层。

　　客厅很大，感觉上，这是我在台北见到的最好的住宅。

　　高老师说，昨晚就在这个客厅里，她的外甥带了一帮千万富翁的年轻人，借地开会，他们都来自号称台湾的硅谷，会议中，最频繁出现的两个词汇就是：IT和大陆。他们就要去大陆投资了。

　　高老师说，她当时很希望我来看看，和他们相识。但是不知道我是不是会有时间，就没有打电话。

柏杨与高肖梅交谈

　　客厅里的墙上，有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个发黄的地锲，高老师说这是她的婆婆的，当年从大陆出来时带着的，她婆婆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大陆的地产，前些年高老师回大陆，婆婆说，把这个带上，去把地要回来。高老师说人家不能给了，最后只好把地锲镶上，好让婆婆天天能够看到。

　　我看着墙上的地锲哈哈大笑起来，我说用大陆的话讲，这就是“变天账”。

　　高老师说什么叫“变天账”？我向她解释，她还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她的地锲会被叫做“变天账”，并请教我，这个地是不是要不会来了。

　　她多次去过大陆，我也不是她见过的第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她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让我觉得两岸之间的交流，真的不是向深度发展的问题，现在是连表象的相互了解都还远远不够。

　　大家很自然的坐在客厅一角的沙发上聊起来，或许是由于刚才的话题、或许是由于我下午在会场上的发言、或许是因为我要离开台北了，谈话大多集中在两岸的关系上。

　　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台北，想知道大陆人怎么看待台北，想知道大陆的日常生活状态……

　　我说我们相互的了解真的太少，不来到台北、不转台北的胡同、不静下来和台北人生活在一起，真的不知道台北是这样的台北。

　　柏老很注意的听，也很认真的提问。

　　那天我们聊起了邓丽君，高老师说，这么好听的歌怎么会被定为靡靡之音。

　　我的脸有一点红。

　　因为当年的狭隘与局限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想不到二十年后还在付出代价，在台湾，经常会有人举出这样的例子，向大众说，看看大陆，就是这个样子。

　　是我们自己，在给那些人提供了口实。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要消除这些今天已经不会再有的负面影响，却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

　　高老师又问，那你们平时都唱什么歌？是不是都是国歌那样的进行曲？

　　我说大陆就是在文革时期，也有好多好听的歌，很抒情的。像我来之前，中央台就播放了一期老歌回顾，都是当年的老歌唱家出来演唱他们当年的歌的。

　　那么都是什么样的歌呢？还是高老师在问。我说比如《乌苏里船歌》，比如《熬包相会》。

　　这时，到台北以来最令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听说过《熬包相会》，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我是那么的惊讶，以至望着他们愣住了。我看看柏老，他也在静静的望着我。我想了想，忽然说你们知道王洛宾么？三毛和他的关系很好。大家都说这个人知道。我说这首歌就是他写的。

　　香华老师忽然说，你能唱一个么？

　　我心里有些感动，他们都去过大陆，他们都是在酒店里、商场里、风景里、会议中了解着大陆，像我和香华老师，在大陆见过很多次，但是像这样安静的聊天，几乎没有过。而他们在心里，都想进一步的更加知道大陆。

　　于是在台北、在高老师家的客厅里，在柏老、香华老师、高老师、还有柏老的邻居小姐的安静倾听里，我轻声的为他们清唱了这首《熬包相会》。他们很注意听歌词，香华老师还特地问：为什么旁边没有什么？高老师告诉她说是“云彩”。我很高兴，他们可以知道，大陆人在几十年前的情感世界里，也是允许“美丽的姑娘”存在的。

　　香华老师最后说，你再到台北来，不要带赵本山的磁碟了，你就带大陆的歌来好了。

　　高老师十个很执著的人，她告诉我，台湾民众听宣传讲，大陆就把炮架在对岸，进行武力威胁。台湾这边说，要先把炮撤了，才能再谈。而大陆又不肯撤。

　　高老师的想法，其实在台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对大陆，大家公认市场辽阔，极具吸引力。对大陆的感情，也是相当的认同，每一个我见到的人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时候，都会微笑着和我打招呼，那微笑里面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感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讲到现实，他们都对大陆抱有疑虑，担心政策会有变化，担心说了不算。在台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把二十年前的中国大陆与今天的混为一谈。我不知道是大陆“文革”的阴影太重，以至二十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还是有故意的混淆性宣传，让大众不知道今天的大陆和二十年前有什么区别。

　　就是由于不知道，所以他们疑惑。

　　另外他们还担心，真的统一了，会有几十万以至数百万的大陆人涌向台湾。我说这个不会，香港就是个例子，到现在我们去香港，还是要经过审批的。香港比台湾小多了，不是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么？

　　谈到“文革”，柏老议论说，那时人和人的关系已经是非人关系了。我想了想，只好点头。讲到追究责任的问题，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好追究，因为人人有份，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是施加者。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谅解。

　　我举了一个自己家里的例子，我说我的姥爷就是地主，后来当了解放军，文革中还是被下放回老家，最后死在那里。我母亲壮着胆子回了黑龙江老家送葬，并托付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给打掩护。但还是被这个朋友告发了，一回来就被送上批斗台，那个场面，当时我也看到了。

　　文革后，我母亲请那个朋友到家里吃饭，笑着对我说，儿子，这个就是告密妈妈的人。一屋的人，包括那个朋友全都笑起来。

　　在这个事情上，大家只好谅解。

　　柏老说我已经听过很多人和人之间怎么背叛的例子了，我现在很想知道，那时候有没有相互保护的例子的。

　　我一时呆住，没想到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头脑这样灵活。尴尬的反倒是我一时举不出来。周总理当年保护过很多人，但是我感觉柏老是想知道普通人之间的例子。

　　于是稍稍整理一下思路，说：

　　其实“文革”也不是十年之间都是那么乱，主要还是六十年代后期那一段很严重，进入到七十年代就不像开始那样了。

　　另外，相互保护的事情还是很多的，但这是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应该的，所以也就很少有人会写出文章传播，我当年保护了谁谁谁。柏老慢慢的点点头。

　　话题后来又回到了两岸上来，讲到大陆的变化和今天的经济发展，柏老说邓小平很伟大。在台北，我多次听到柏老说这句话。

　　又谈到了他们的顾虑，他们说怎么知道大陆不会又回到“文革”年代呢？这个在今天的大陆说起来可能是个可笑的话题，但是十几天下来，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个问题。

　　想了一下，我说大陆的经济已经进步到今天这个样子，全民的素质也同样大大提高了，全体民众的进步不会允许再出现那样的时代了。

　　柏老连连点头，并向其他人解释我的观点。

　　看着他们，我想说，我向他们保证，大陆不会后退，只会进步，让他们不要再有疑虑。但是并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我想只有通过自己个人的言行，尽自己的努力，让他们感受来自大陆的进步。

　　台北人对大陆抱有的疑虑，大陆的任何一个普通人都相信这不是中国未来的疑虑。但是这个疑虑的存在，说明台北人对大陆缺乏的是信心，我们就是要在行动上给与他们信心。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看着他们，我又想到了在台北听来的另一个例子：一个台商在大陆办厂，一个相关部门找到这个台商说希望捐款，台商捐了五千。过了几天，人家又来了，拿出一大堆的业务往来明细，说这个你有什么问题，那个你有什么问题。台商吓坏了，说你上回那个捐款，我应该捐多少？后来这个台商跑回来了，厂子扔在那里都不敢回去了。

　　说给我这个例子的也是个老总，他说我给你说个笑话，讲完了他哈哈笑起来。他已经进入大陆十年了，一直不敢进行规模性投资。

　　其实这样的事情，我相信不仅在大陆，在台北、在东南亚，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难找到。但是对于敏感的两岸来说，很容易就会变成某一种观点的注脚，被政治化。

　　而像这样的事情，在台北，还有很多被流传。

　　而另一个例子就是，当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行销百万册以上，但是柏老并没有拿到一分钱稿费。即使在现在，还有大陆的出版公司，在出版了老先生的作品后，隐瞒他应该得到稿费。

　　台北人已经习惯了规则，一个公开的、一个大家都要尊守的规则。面对着一个让他们充满疑虑的土地，他们不喜欢变通，因为那是靠不住的。

小猫来看望劳累的柏杨

　　这一晚的谈话，大家都很高兴，高老师一再挽留希望一起吃晚饭。但是柏老已经累了，又担心做饭麻烦。商量的结果是，柏老可以在沙发上休息，高老师去外面买现成的回来。

高老师家里的越南女佣希望为家里寄去一张相片

　　屋里静下来的时候，高老师家的越南女佣希望我为她拍照，她要寄回家去。我问她会说普通话么？她说不会，只会说国语。她的汉语表达很简单，语音很硬。她说她的家在北越，但是听不清楚她说的是哪个城市。

　　饭桌上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我和柏老之间，我终于有机会向他当面请教有关《中国人史纲》里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有关施琅。柏老介绍说，在入狱之前，根本没有接触多少历史，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只有时间，才有了这部书。我告诉他从前我学习过翦伯赞和范文澜的中国史，但是《中国人史纲》从人性角度出发写作历史，这给了我一个新的看历史的角度。柏老说，这本书写到了政治史，也加进了一点文学史，遗憾的是他不懂经济，否则就会再写一点经济史在里面了。

　　我说这部书给了我一个启发，能否按照《中国人史纲》的角度，再做一部《中国人文学史纲》。他很高兴我能做这个工作。我说不是我做，是你做。

　　柏老感慨地说，没有这个力量了。

　　香华老师这时问我说，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史纲》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回事。

　　我说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其实在我看来，就人和人的关系来讲，几千年前的人和现在没有区别，春秋时期的爱情和现在的爱情是一样的，仅仅是面对的事物不一样了，现在没有了铜剑，但是有了电脑，不过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变。《中国人史纲》就是给了我这样一个从人性的角度观察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机会，我说从第一次读这部书开始，每年读一遍，一共读了十遍，一直到2000年，以后就没有再继续，因为没有时间了。

　　2000年这次阅读，最后自己总结出来两句话，一句是小隐隐于山，一句是大隐隐于市。我说这就是我从《中国人史纲》当中找到的答案。

　　由于今晚的话说的比较多，我的东北话这时又闹出不少笑话，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解释我刚才的意思。

向往北京的台北姑娘

　　期间，高老师的女儿回来看妈妈，也坐在大家中间。她去过北京，我问她的印象，她说很好，非常喜欢。要是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我立即向她倡议，我在北京买一处房子，然后和她在台北的房子交换，我们就各得其所了。

　　饭桌上，我看到他们是吃整瓣的蒜，就问他们怎么不吃蒜酱，结果又是没有听说过。我于是在台北二下厨房，做了一碟蒜酱出来，并解释说这样吃既味道好，又不会有很浓的异味，尤其泡个一两天以后更好。

　　与今后的台北，要做的事情会有很多，就像这样，从每一件小事，每一个细节开始好了。

　　著者注：26日晚上的这次谈话，是我在台北期间最重要的一次交谈，因而在《台北日记》中，我单独把它列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日记。

　　2003年10月28日于香港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