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言

　　编者按：去年3月著名作家莫言应邀赴宝岛台湾参加台北出版节，其间，与对方文化界进行了有益的文化交流，并连续两天就创作与出版、城市与乡村的写作经验进行了演讲。以下两篇文章就是这两次演讲的演讲稿，现本刊特约登出，想必是会对文学创作者大有裨益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近年来我经常受到邀请去参加一些与文学没有关系或者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会议。如推广生物肥料的会议，营造幸福家居会议。当我问到会议的主办者为什么要邀请作家与会时，他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回答：为了热闹。于是我明白了，所谓作家，不过是一个到处凑热闹的角色。我来台北参加这个出版界的会议，依然是一个凑热闹的角色。我知道前几年，台北曾经召开过一个美食与文学的关系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一边品尝着天下的美食一边讨论文学，这大概是地球上最美好的一次会议，但会议的主办者偏偏把我这个世界上最馋的人给忘记了，这件事至今让我耿耿于怀。我的一个参加了这次盛会的朋友，受到会议精神的启发，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著作，题目叫做《完全壮阳手册》。这是一本充满了想象力的食谱，其中有一道名菜叫作：南山猛虎，使用的材料是：孟加拉虎鞭一根，腌梅子两个，青紫苏四片，海苔一片，米两杯，红酒少许。吃了这道名菜，一个原来像面条一样软弱的男人，马上就会发出这样的怒吼：“如今我是老虎，蹲在危崖上等你!”

　　几年前，我受到一个朋友的邀请，到河南郑州去参加了一个“红高粱挑战麦当劳”的研讨会。所谓的红高粱，在这里既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也不是酒也不是农作物，实际上它是流行于河南一带的羊肉烩面。我的那位朋友原先是一个大学的哲学教员，他的特长就是把最普通的事物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把麦当劳上升到哲学高度后，麦当劳就不再是土豆条和炸鸡腿，而是西方霸权在中国的横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为了抵抗这种文化侵略，他就把大碗的羊肉烩面变成了红高粱，然后又把红高粱上升为民族的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象征。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口号：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他不惜重金，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麦当劳快餐店的对面，租了一处房子，开办了一家红高粱快餐店。这件事在北京一时成为热点，许多媒体，都在最显要的位置和时段上，发表了红高粱挑战麦当劳的消息，这些文章和节目都带有很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充满了火药味，好像要借此昭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蒙受的所有耻辱。在媒体的鼓噪呐喊下，去红高粱吃羊肉烩面就不仅仅是为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一场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爱国文化运动。随着北京分店的开张，几十家红高粱快餐店在全国各地纷纷开张。我的朋友这时已经不屑于管国内的事情，他带着一个考察团，去世界各地考察，谈判，租房子，准备在外国开红高粱分店。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在国内用我们的羊肉烩面抵制外国的麦当劳，我们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用羊肉烩面为我们的灿烂文化争光。

　　在那次会议上，因为我是小说《红高粱》的作者和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所以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在开会期间，别人面前是一杯茶，我的面前却始终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高粱牌羊肉烩面。直到现在，羊肉烩面的味道还在我的唇边缭绕。

　　当时，河南一个作家张宇对我的那位朋友说，你什么红高粱，什么饮食文化饮食哲学，说到底还是一碗羊肉烩面!你如果真的尊重作家，尊重知识产权，就把莫言面前那碗羊肉烩面给他撤了，然后给他换一个五万元的红包。我的朋友听了张宇的话，过来征求我的意见，他说：莫言兄，现在有两个条件供你选择。一个条件是，我给你一个五万元的红包，但从此你跟我的“红高粱环球公司”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另一个条件是，我送你一张至尊贵宾卡，你拿着这张卡，无论走到哪里的红高粱快餐店，都可以免费吃一盆羊肉烩面。接下来我的朋友就向我描绘了他的宏伟蓝图，他要在世界上创办十万家红高粱快餐店，第一步做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要有红高粱快餐店；第二步要做到，凡是有人类的地方都有红高粱快餐店。甚至可以在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上开一个小分店。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张至尊贵宾卡。我当时想，拿着这张卡，可以走遍天下而无饥饿之忧。而且每个店都会像迎接祖师爷一样迎接我，那样的荣耀和幸福，区区五万元哪能买到呢?

　　我揣着这张卡回到北京，去王府井红高粱快餐店吃了一碗羊肉烩面，来回的票花了四十元，而一碗羊肉烩面只值五元。我一想这实在是不划算了，我不能为了满足虚荣心打车去吃羊肉烩面了。

　　不久，红高粱连锁集团连锁倒闭，我的那位雄心勃勃地想把羊肉烩面变成民族文化的朋友也因为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一个想在和平号太空站卖羊肉烩面的天才，在和平号没有陨落之前就提前陨落了。这件事让我的心中至今沉痛，当然与没要五万元钱有些关系，但不是主要的。

　　通过回顾我的这位充满浪漫精神的朋友的创业经过，我得出了几条结论：

　　一，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最好不要去扮演挑战者的角色，但你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接别人的挑战。

　　二，最好不要有意识地扮演什么新角色，想扮演新角色的人往往是旧角色，而不想成为新角色的人，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就成了新角色。

　　我认为华文出版人在新世纪里不可能扮演什么新角色，挑战是存在的，但这挑战不仅仅是对着华文出版人的，而是对着全世界各种文字的出版人。我指的是网络和电子出版物对传统的纸张印刷出版物的挑战。但就像影视作品虽然夺走了大量的在书本上阅读的眼睛但并没有也不大可能夺走全部的眼睛一样，方兴未艾的电子出版方式也不大可能完全取代用纸张印刷出来的书。

　　面对着已经开始的挑战，我认为传统的出版人保存自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进步，甚至是大踏步地后退，一直后退到线装书甚至是竹简或者木牍的时代。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有了飞机和火车之后，谁也不大愿意骑着马长途旅行。但正因为这是违背常理的行动，所以，一个在技术上追求落后的出版人，很可能就是一个最前卫的先锋出版人，甚至是一个出版艺术家。譬如洪范书店的老板叶步荣先生，几年前出版我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时，就坚持要用铅字排版印刷。用铅字排版成本高，周期长，分明是不合时宜的。但叶老板坚持这样做，为什么呢?昨天我见到叶老板，得到了答案，叶老板说：不为什么，就为了好看。但昨天下午叶老板也说，他也顶不住了。从今年开始，洪范也要用电脑排版了。我希望叶老板姑且先用电脑排版，等出了畅销书赚了大钱后，再改回铅字排版，而且要大加宣扬，让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洪范的书是世界上唯一一家用铅字排印出来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对科学技术的疯狂进步表示反感，当然，从眼前的利益来看，科技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大大地便利了，使人们的活动空间大大地拓展了，使人的寿命大大地延长了，但从长远利益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最终会导致人种灭绝。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一切价值的贬值呈现一种加速度的状态，道理很简单，很容易得到的东西，自然也就不珍贵。我的家乡多年前就用红薯喂猪，但现在城里的红薯卖得比猪肉还贵。《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之所以那样有名，难道与那时的出版极其不易一点关系没有吗?大陆在“文革”前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超过十部，所以每部书的出版都是一件大事，印数动辄数百万。现在的长篇小说我认为在质量上远远超过了“文革”前，但印到十万册就是畅销书，这与书太多了不能说没有关系。而图书的大量出版，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退回去几十年，说某个人出版了一部小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中学生在出书，小学生也在出书，用不了一年，连幼儿园的孩子也会出版长篇小说。我现在已经在某些媒体上看到了狗猫出书的苗头，一个叭儿狗，写了一部艳情小说，出版之后，成为了畅销书。

　　面对着技术进步的压力，面对着金钱和利润的压力，新世纪的出版人实际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疯狂地追赶，一条是大踏步后退。其实，出版家面临着的问题，与作家面临着的问题十分相似。我的策略是，避开热闹的地方，回到民间，回到传统，回到边缘地带。这个战略，实际上是以退为进。当大多数出版家都去追赶新潮流时，我希望能有几个或是一个出版家毁掉电脑，退后到木版印刷的时代，专门出版那些不合时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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