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4日，美国，一觉醒来的人们发现他们正身处一个安全套的海洋之中——收音机、电视机、报纸和杂志上到处是铺天盖地的安全套广告，“尊重自己，保护自己”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最有名的口号。

　　1987年，东南亚，当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印度和泰国政府要提防艾滋病时，印度官员嘲笑说：“在西方发生的事决不会在印度发生。”泰国人说：“我们泰国人是免疫的。”

　　2000年6月，中国武汉，刚刚树起的推广安全套的广告牌22小时之内被拆除。某政府顾问说，如果在青年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放弃性道德。他认为，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现在呢？

　　在美国，1979年只有8%的人使用安全套，并且是为了预防性病，到了1989年，这个比例跃升为26%。1983年以前，旧金山的同性恋人群中每年的感染率都在20%-30%之间，1984年开始每年的感染率都在1%左右。死亡率同样逐年降低，1998年死于艾滋病者有17048人，比1997年还减少20%。

　　在泰国，2001年，每60人中即有一人感染艾滋病。艾滋病已超越意外事故、心脏病和癌症，成为泰国人的头号杀手。

　　中国呢？

　　有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已经超过60万，若以现在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全国HIV阳性感染者将达到1000万。

　　安全套的生与死

　　“解决问题途径公认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广安全套。”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防止艾滋病项目官员赵鹏飞甚至认为情况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还要严峻。

　　但这一点在中国遇到了难题。这一点，杰士邦(中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学海无疑感受最深，自1998年10月起，杰士邦的一系列旨在预防艾滋的公车、户外与电视广告接连引起争议，争议的结果是被禁。

　　被禁的根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989年10月13日下发的工商广字1989第284号文件(《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中的一则内容：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因此，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安全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用品，我希望未来的人买它就像买瓶洗发水沐浴露一样平常。”这是王学海的理想。在学界看来，安全套不仅承载避孕功能，更承载保护功能——被保护对象就是人的生命。

　　1999年3月，武汉，当地高校首家性保健用品商店在武汉工业大学宿舍区内开张，某男生的反映是，我父母如果知道校园里有安全套出售，肯定会担心我的安全的。另一位华中师大中文系96级一准备考研的女生不知安全套为何物，某7个人的女生宿舍，3人不知安全套是男用还是女用。

　　“推广安全套就像使用安全带，当然并不是鼓励你去超车去违反交通规则。”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这样评价安全套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不仅更负责任，而且更文明，更现代。”

　　200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苏州，在看到了街头有免费派发安全套的活动之后，一位当地妇女拨打了110，报警。

　　对于是否伤害传统伦理道德的指责声，王学海只用一句话回应：“是人的生命还是所谓伦理道德更重要？”

　　2000年7月，南非斯威士兰，为制止艾滋病蔓延，当地政府强行禁止例如禁止10岁及以上的女学生穿超短裙，这些女学生被指责用短裙子勾引她们的老师，官方声称：“我们必须提醒学生们注意她们的衣饰信号，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由此开始的。”

　　2000年初，北京，由中国保健科技学会性医药保健专业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生殖保健分会联合主办的安全套广告问题座谈会上，众多专家厂商发言之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管司司长屈建民最后发言说，法律总是落后于实践的，法律总要经过充分研究后才能修改，1989年的通知已经过去12年，确实需要修改，但也要经过科学论证后，才能改。

　　常驻中国的赵鹏飞发现了在中国办事的规律，“领导支持，工作就能做好，现在中央领导大力支持，很好，更关键的是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首脑只要能认清问题严重性，问题就好解决。”他建议各地的科普与卫生人员多花些时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

　　2001年下半年，北京，王学海碰见了屈建民秘书，他就问：“你们研究好了吗》”秘书回答：现在很忙，还没时间想这个问题呢。

　　历史上类似安全套这样有违传统的争议还有很多：比如清末民国时的剪辫子，放天足和女生上大学。事实证明中国并没有亡——但这次争议是以生命为代价。

　　杰士邦曾经在东莞一家歌舞厅派发安全套，第二天这家歌舞厅遭查封，理由是，有安全套这种东西的地方，肯定不是好地方。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推广安全套运动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保守的共和党议员曾经认为艾滋病患者都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结果部分预防艾滋病的图片和文字不能公开展示——延宕的结果是多达数十万的无知人群感染HIV而不自知。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无知，因为它能持续不断制造死亡。制度上的突破也许容易，即使再漫长。更不可预期的是普通民众对安全套的接受程度——这一点可能最终决定安全套在中国的生死问题。(文/朱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