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记得80年代末，作家张贤亮在他的小说《习惯死亡》一书借一位旅居巴黎的中国现代派女诗人之口说：“中国本来是一个大修道院，只有中国变成一个大妓院时，中国才能进步！”说者(作者)因为深感个人无力对抗“混乱的道德体系”，“只能用堕落来表现超越”(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58页)，故有此愤激之言。

　　观照当下的中国，已与《习惯死亡》所描绘的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伪道学、禁欲主义的反人性的道德习俗，仍然很强大，以致公开的健康的性教育、性知识传播和防艾宣传才刚刚起步，避孕套(安全套)做广告也在争议之中；另一方面，纵欲的、淫荡的风气并非少见。如今，有“鸡”迹的城镇在全国恐怕也不鲜见，犯事的贪官污吏90%以上都曾包娼(二奶)，黄段子短信息满天飞，导游讲荤话根本不顾忌游客中是否有未婚女子有父女有兄妹，至于贩卖自己的“下半身”经历或皮肉生涯的女“作家”已非止一个两个。

　　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我们的性学、性社会学专家以及别的性言说者，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用怎样的调门谈论性革命呢？我想，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讲“食色，性也”，让人们大大方方像谈论“饮食”一样谈论“男女”之事，态度鲜明地反对以封建礼教以及所谓革命的“激情”压抑任何人特别是妇女的性权利，把人降低到配种站牲畜的地位；又要在主张性权利时，讲点人的尊严，讲点社会责任，不要把人贬低到阿猫阿狗的地步，同时，至少提到可能有的行为后果，不要让年轻的当事人面临痴男怨女制造情杀案时毫无心理准备。

　　我写这番话，是因为最近读到一位性社会学专家的系列文章，对她鼓吹性自由的调门之高大不以然。在她看来，似乎卖身、群交等等都是人固有的性权利，不应受到干预。她的性观念甚至比福柯更“革命”：福柯提出“性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应成为任何立法的对象”的观点时，还有一点犹豫，即对强奸和涉及儿童时怎么办？可以将强奸视同伤害罪，那么涉及儿童呢？但我们这位学者说，“如果将强奸视为伤害身体其他部位相同的伤害罪，如果将违反儿童意愿的强奸也视为伤害，将不违反儿童意愿的性关系视为正常行为，也就解除了福柯有关性的立法原则的最后两个顾虑。”她的意思显然可以理解为，比如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只要哄得她愿意，与她发生性关系，都应当视为正常行为，而不得视为强奸或伤害。这样的性自由主张走得未免太远了点吧？除非她能证明人的心智不需要发育成长即被保护的过程。

　　让我们在谈论性权利时，记住一句古训吧：过犹不及。要性自由，也要法度。在禁欲与纵欲观念上，中国也最好别折腾过来，折腾过去，总是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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