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又到年关岁底，欠薪问题如期而至：为讨工钱被打断腿的、为赖账玩失踪的、讨不到钱玩跳楼秀的、被打断腿的玩命的——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年岁岁事相近。

　　针对这些问题，各地的对策也如期而至，与往年相比有新意的是北京市的做法：正式推出一票否决制，今后，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劳务企业恶意欠付农民工工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市建委有权以一票否决制把这些企业逐出本市建筑市场，不许其继续经营。而深圳市的措施是：设立专门小组全面检查工资发放情况为被欠薪者维权，全市所有用人单位都被列为检查对象，对于违法违规且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将要依法严肃处理。

　　应该说这些制度安排都体现了政府为解决欠薪问题的良苦用心，但这种以政府为本位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能不能彻底地跟欠薪问题来个潇洒的吻别？从往年的经验来看，情况恐怕不是那么乐观。

　　那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细细梳理这几年解决欠薪问题的经验我们发现，政府不可谓不努力，年底年初都是高度重视；体制不可谓不健全，又是农民工会，又是欠薪企业预警制度；法律不可谓不到位，一部《劳动法》足矣——其实如果我们跳出固定的归咎思维自下而上地分析分析就可以看出：解决欠薪不缺政府干预，不缺体制，也不缺法律，单单缺的是一个“强势维权代表”。

　　欠薪难题所以成为“痼疾”，很大程度上在于民工中缺少一个“强势维权代表”来给这个群体以维权的知识、维权的信心和维权的“路径依赖”。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法律的保护，缺少的恰恰是更大多数人对法律赋予自身权利的知晓，“强势维权代表”的作用正是以一种张扬的方式普及维权的法律知识。

　　有了维权法律知识还不行，还得有维权的信心。可以这样讲，被欠薪群体需要一个“代表”来充实依法维权信心，因为身在异乡的外来工更需要这种信心的支撑。

　　最后，在民间解决欠薪问题既有的“路径依赖”中，跳楼秀也罢，以暴力私了也罢，暴力升级为群体性冲突也罢，这些大多是游离于法律框架以外，所以欠薪问题很容易演化成更大的社会治安问题。欠薪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靠政府、体制、法律自上而下的“压”是靠不住了，非得被欠薪群体中自下而上地有一个“强势维权代表”站出来，把问题往法律的路径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