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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编者按：80年代，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让山西一位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声名大振并赢得了全国读者的尊敬。如今，这位曾赢得全国"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先后受到中宣部、司法部奖励的县委书记已离退在家并不幸身患重症，但他对党和人民忠诚依旧。他强忍病魔带来的痛苦，并用笔记录着自己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字里行间无不折射着他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刚刚以长篇小说《抉择》获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张平，特意向我刊推荐了党的优秀干部刘郁瑞的这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本期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以飨读者，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特别献礼。
--致《天网》、《法撼汾西》的广大读者、听众、观众
(作者：刘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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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护法律的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威信
人世间的不平事，实在太多了。
民谚说：“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身处逆境。头顶高压，违心屈服。大有忍受屈辱，接受不白，无可奈何之感。这种“低头”如果是暂时的，又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效韩信“胯下之辱”以图未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尽管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却“宁折不弯”，呼嚎着“还我清白”，硬是要“讨回个公道”。
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了，偌大一个汾西县，还没有一个律师。说要“以法治国”，喊着“以法治县”，虽还不便说是空喊口号，总还是觉得缺了一项。我没有感到惊讶，山区贫困县嘛，什么事都来得慢点。交通闭塞所致，那能同平川地方相比。顺便问过法院：开庭审案，没有律师辩护，不成了“一边倒”？回答是没有这玩意儿倒省事，有了它们光为罪犯说话，往往弄得我们下不了台。法院的回答，真使我有点惊讶了。心里沉甸甸的。
再问别的干部，说几年前律师考试，考中两人。一个是经委的干事，另一位是中学教师。同获兼职实习律师资格。办了几案，声名大振。经委的那位在“严打”中违法受审，被吊销律师资格；中学那位吓得不敢接受案子了。心里记下了这件事，没有再去细究。新来乍到，忙得像腊月里的王八，那能顾得上，只得搁置一边，随后再说。
时过半年，六个干部子弟和两个农村女子的案件判处了。农民曹建祥状告公社副书记的案件处理了。“律师违法受审”的事，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忙了一天公务，晚上又看了堆积几天的文件，时至深夜，突然断电，黑暗了天下。通讯员点燃蜡烛，催我早睡。山区断电三天两头有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一般都是八点左右高峰期掐断，十一二点低谷期才来。怎么今天都破了常规？幸喜没人来找，只有睡了。躺在床上，很快便迷登起来。
这时有人敲门。我还未来得及搭话，听见通讯员已经出来，把敲门人引入他的房间。经验告诉我，大凡此时来找的人，多是紧要事情。不是发生什么急案，就是山林着火，或者……大凡如此，都是先来电话后来人。非如此者，深夜造访，定是告状人了。穿衣起来，开开房门，通讯员闻声端着蜡烛进来，身后紧跟着一人。通讯员说：“我说你已睡着，又停了电让他明天来，他说怕碰上他哥。”
“他哥是谁？”
“赵科长”，
“你是赵黄龙的弟弟？”
“嗯，我叫赵水龙，在经委工作。”烛影里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又愠怒满面，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有点想哭，却没有流出泪来。
“我就是那个兼职律师。从看守所出来，我爸把我们弟兄仨叫回去开了会，要我在他面前发誓，冤死也不得告状。如发现我告状，他就要在我面前碰死。让我哥监督我。”
赵黄龙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我不打算配专职秘书，下乡、开会都是他跟着，许多事都是由他去办的。可以说是不离左右。他却从来没在我面前透露过他弟弟的事。怪不得在接待一些上访群众时，人家哭诉他落泪，人家愤恨他咬牙。询问他一些情况特别是案件，他从不表态，从不讲自己的看法。起初我还以为在领导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是种职业病。没想到他受了父亲严训，怕也是对天盟过誓的。既是如此，我只得打发通讯员去睡，关住门。把这个时间给了他，由他谈个痛快。
面前这位赵水龙，年方三十，中等个子，瘦身条。说话快捷，口若悬河。听得出遣词造句都很讲究，肚子里墨水还不少。他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现在是经委的主办干事。上传下达，文件报告，领导讲话，都出自他的手。这方面的能耐不在他哥哥之下。父亲是个退休教师，还有个弟弟在师大读中文系。看来其父在对三个儿子的培养方面，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他想上了当律师。觉得在法庭上当众辩论，能施展他的辩才，很有意思。听说招考律师，他就找来有关法律书籍学习。结果一举中第，取得了兼职实习律师资格。那时候的山里人，对律师是干啥的，律师能在案件中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辩护顶不顶事，全然不知。他要办案还得找当事人宣传，不收费白尽义务。人家愿意用他，就算高抬他了。好容易人家答应用他，真是高兴极了。便身心投入，阅读案卷，调查案情，查阅法律，写辩护词。当庭辩护更是唇枪舌剑，毫不含糊。官司还真的打赢了。这样试办了几案，消息不胫而走。开始有人上门请他了。继而外县有人上门了。一霎时他竟成了红人。事情都是这样，随着好名声的传开，另一种名声也传开了。检察院的人说他专替罪犯说话，专跟法律作对；法院的人说他无理抢三分，大闹法庭；公安局的人说他无权侦察，破坏办案。哥哥找他谈话，说放着你的正常工作偏偏要去逞能当律师，惹下公检法怎么得了。碾道里寻驴蹄，三年还不等你个闰月。他说这是国家规定，这是律师的职权。律师是为法律辩护，不是替罪犯说话。哥哥报告给父亲，惹得父亲大怒。召回不肖儿子，狠狠训斥一顿。说他不守本分，故意惹是生非。自古官司，终有输赢。胜者应该，败者记恨。有法官判决，你逞的啥能。他欲辩白，父严不容。只得听从父命，说他以后一定小心谨慎就是了。
一天他去瓦窑圪塔煤矿办事，路过霍县电厂。这个电厂建在霍县、洪洞、汾西三县交界处，是个“三不管”的案件多发区。听说这里发生过拦路强奸案，日前汾西县公安局抓捕了罪犯仇全贵。走过电厂不远，迎面碰上了罪犯的父亲仇文庆。邻帮乡村，互相认识。既知其子被抓，按照人情乡俗，少不了打问几句。仇文庆递过烟来，两人蹲在路旁，哒了一会儿。仇文庆说，儿子被抓，事情就发生在这里。他知道这里是个熟道儿，常有人过往，犬子胆大包天，还能连人也不避?又听说揭发人是瓦矿担茅粪的憨国喜，他心里就更起怀疑。今天特意来这里看看，看犯罪的地点倒底在哪里。
老子不愿儿子犯罪，这是世之常理。但提起瓦矿担茅粪的憨国喜，赵水龙也产生了几分怀疑。这憨国喜贵姓杨。因先天不足，脑子不够使，是半傻不精的憨子，因此人们免贵姓，换以憨字，叫成了憨国喜。憨国喜长大了，父母托人在瓦矿找了这份只管吃饭干活的差事，常担着茅粪在这条路上走。仇文庆央求赵水龙同他一起去看看，说他办过案子，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助他分析分析。碍着熟人的情面，不去又不好意思，两人顺路寻觅而去。
天下竟有这等的巧事，他俩正在察看，路上走过来担茅粪的憨国喜。仇文庆走上前去，掏出烟来，笑嘻嘻地叫住了憨国喜。问他这里发生过的那件事儿，是他听人说的，还是亲眼看见的。憨国喜吱吱唔唔，比比划划说是他自己碰上的。仇文庆递过了三支烟，哄顺着憨国喜带他们到实地看看。憨国喜走一处说就在这里。吸一支烟，又走一处说就在这里。再吸一支烟，又走一处，又说就在这里。连着吸了4支烟，走了4个地方。仇文庆的烟盒空了，挖扁了扔到地里。憨国喜再也不引了。仇文庆再问，他发起了脾气，用头去抵仇文庆，让仇文庆打他，说打死他也不引了。仇文庆冷不防，被憨国喜抵了个仰面朝天。憨国喜憨劲太猛，自己也爬在地上，翻身滚到一尺多高的圪垅下，滚了一身土，哭着走了。
查无查出个究竟，引没引了个屁眼。仇文庆同赵水龙面面相觑，相对无语，只得分手。
这天晚上，赵水龙住在矿上，半夜开来警车，不由分说，就要铐他。他问“我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抓我？”，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最清楚。”推上警车。一路上他不停地质问，呼喊：“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人家说：“你要是真不知道，到时候告诉你。”
赵水龙也想过是否与今天碰上仇文庆有关，同憨国喜有关。但这事并不犯法呀！他当律师的初衷是为法律正名，为百姓讨个公道。现在自己反倒戴上了手铐，押进了监所。这理在哪里，法在何方?他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一早，从看守所提人审讯。他被带进一间小房子。审讯者问他知道不知道他犯了法，他说不知道。还反问他究竟犯了什么法。审问者问他昨天同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去了。这才明白过来，果然是为了同仇文庆和憨国喜的事，心里有了底，胆子大起来，大声说碰上仇文庆去了瓦矿，这犯什么罪？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当然知道，国家干部。”
“还有呢？”
“经委干事”
“你装什么糊涂，你是律师！”
“律师咋啦，当律师犯法？”
“你敢强辩，律师能去那地方吗？”
“半路碰上仇文庆去看了看。他没聘请我，我不是以律师身份去的。”
“狡辩，公安侦察尚未结束，律师能提前介入吗？”
“我是以熟人身份去的。他们没请我辩护。真要请了，我是会去的。这叫什么提前介入。”
这时公安局领导来了。问话和答对都听见了。一个领导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公安局，不是法庭。你私娃(骂人话)敢大闹法庭，你还想大闹公安局，让你私娃尝尝家伙！”
“我执行职务犯什么罪？我去了现场犯什么罪？你们凭什么抓我审我？”
领导呶了一下嘴，刑警队的人卸下了手铐。这一刹那，他还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领导良心发现了。没想到前头刚卸了，扭过双臂上了背铐。双臂和手腕疼得钻心。刚才公安局领导提到大闹法庭，这话他早听说过。原以为这是不懂法的人说的，没去理会。没想到公安局领导也这么看。这样做是有来头了。
“罪犯父亲仇文庆推打检举人你在场吗？”
“我没见仇文庆推打杨国喜，是杨国喜扑仇文庆闪到地垅下的。”
“你在场吗？”
“在。”
“你动手了吗？”
“我没动手，仇文庆也没动手！”
“公安局侦察还没终结，律师提前介入案件，还到现场察看。伙同罪犯父亲仇文庆，共同殴打检举人。如果说这不是犯罪，你还要犯什么罪。这还不够你私娃吃喝?”
这时候他心里完全明白了。他当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惹恼了这些人。昨天的事成了他们打击报复的把柄。啥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啥叫“罗织罪名”。他知道这时候对这些人说什么也没用了。他质问无效，他反驳说是大闹公安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骂人了，而且破了口。骂人家是“法棍”，“土豪”，“恶霸”。骂人家儿子是流氓，女儿是坏蛋。骂人家“贪赃枉法”，“凌辱百姓”，反正拣最疼处挖，挑最怕处戳。招来的是一阵又一阵的毒打。
背铐上了5天5夜，审问次数数不清，谁高兴谁审，啥时高兴啥时审。公安局领导先后去过五次，每次去了他都骂，每次骂了都挨打。这样在监所里坐了105天。
仇文庆听说抓了赵水龙，连夜蹿了，抓了几次不见人影。两个月后，跑到公安局自首投案。公安局以自首投案从轻处理，关了几天放了。仇文庆放了，赵水龙还关着。还继续审问，继续挨打。
公安局的人让他写“交代材料”，他不写。说“我无罪交代什么。”
公安局的人让他写“检查”，他仍然不写。说“我没有错误，没检查头。”
公安局的人让他写事情的经过，他写了。临了让他加上一句：“出去后保证不告状”，他不写，说：“告到天边也要告。”连写好的经过也不交了。
105天头上，公安局的人说要放他。要他口头做出保证：“出去后不告状”。
他没吭气。心里想，“在这里由你们，出去就由我了，”不留字据，不留把柄，出去了就由不得你们。尽管他没吭气，人家认为他已默认。反正“孙猴子栽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公安局领导最后找他谈话说：“为什么抓你，事出有因。为什么放你，念你年轻无知。再要胡闹，就不客气了，新老账一起算！”
出了监所，来到哥哥家里，见了亲人放声大哭，要倒尽这105天的满腹冤屈。哪知哥哥不仅不同情，反而声色俱厉，严加训斥。“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根本不信你那一套，公安局都是熟人，局领导更同我要好。人家对你那么好，领导对你那么关心，你受恩不报，反而胡诌乱编。你能对得起谁呢？对不起照护你的同志，更对不住关心你的领导。前几天表弟给我报了个信，说你在里边挨打戴背拷，我根本不信那一套，骂他是造谣。再敢到外边去说，定要打断他的腿。”
哥哥的话把他惊呆了，他想不出他为啥要这样说，为啥他的话他全不相信，这哪有手足之情，哪像个一母同胞？他不哭了，不诉了，准备马上写材料上告。那知哥哥言犹未了，又给他定了三条：第一，要说自己有错误；第二，要说公安局对你好，特别是领导最关照；第三，坚决不告状。哥哥给他定的三条，明明是颠倒黑白，把恶魔说成佛，把人说成妖，他怎么也想不通，说啥也接受不了。看着哥哥那横眉竖眼，胸有成竹，又带点无可奈何，委屈求全的面色，真把他的肺都要气炸了。亲兄弟，一母同胞，他咋就这么狠，这么铁石心肠。自己的哥哥尚且这样，再去哪里讨个公道。天啊，怎么成了这世道。
他心灰了，意冷了，全身瘫软了。他想离开这里，独自到一个地方去，但他使足劲站不起来，连坐的劲都没有了。咽下了眼中的泪水，强压下了燃烧的火苗，满腹的冤屈，满腔的愤怒，藏在心底，他倒下了。
第二天一早，哥哥已找好车要拉他回村，面见父母。多病的母亲一见受了灾难的儿子，泪水如注，嘴里唠叨。父亲虽也难过了一阵，还是让接回在临汾读书的三儿子，开了个会。以他的事情为题，说古道今，严加训导，讲做人之理，讲处世之道。说胯下之辱，说韬晦之计，还有陈蔡绝粮，项刘之争。矮檐必低头，君子必忍辱。最后重复了哥哥说过的三条，强调父言必从，父训必遵，父不在必从兄。会后哥哥和弟弟都走了，把他留下来在家呆了一个月。
“你今天找我，算不算告状。”听完了他的讲述，我也感到一阵的痛楚和压抑，想缓解一下这位年轻人的心理负担。
“当然算。”说着掏出了一份材料，和厚厚的一篇几万字的报告文学《一个律师的遭遇》。
“现在不怕了？”
“不怕了。”
“为啥？”
“开始我认为自己受了冤屈，有为自己出口气，讨个公道的思想。现在想这不是个人问题是关系到法律在汾西县如何实施的问题，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问题，关系律师行使职务受不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关系到执行机关要不要依法守法的问题。如果说讨公道的话，我要为法律讨个公道。”
“你父亲和你哥哥要是知道了呢？”
“最近我哥还说不让找你。只要你知道了，他再知道我就不怕了。不过我会给他们做工作的。”
这时电来了，灯亮了，一看手表已是凌晨3点。他很不好意思，“刘书记你白天很忙，我把你耽误到这时候，太不应该了。”
虽然熬了夜，但总算把悬在心头的一件事了解清楚了，心里反而觉得值。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练成了熬夜的功夫，虽不能说是“童子功”，也可说是“青春功”了，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问题。
一天秘书科长赵黄龙汇报完几件信访案件的办理情况，末了我顺便问了一句：“经委还有你个弟弟，叫赵水龙。”
“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只见他大惊失色，我还从没见过这种表情。
“嗯。怎么，他犯了父亲的律条，你这个监督人，可是失职了。”
“这死孩……”他骂了一句，面色由吃惊骤然变成恼怒，咬紧下嘴唇，低头不语。
“我看到是反映了个重要情况，你觉得不应该吗？”
他没言语，头抬了抬，嘴唇紧咬着，眼泪汪汪。好像他受了莫大的屈辱。
“他把你和你父亲的态度都说了。”他咬死的嘴唇终于被冲开，放出来的是“呜呜”的哭声。哭得那样伤心。
“我心里啥也知道，惹不起啊！在汾西比他脑硬的多了，哪里轮得着他去太岁头上动土，还不是活活找死！”
我没再往深说，只是劝他正确对待这件事。这件事反映的问题很有普遍性，我不准备热处理，尽量不让它给你们今后再带来什么问题。他仍忧心忡忡地说：“不仅是我们，还有你……”
他最后的话毫无威胁的意思，倒有几分提醒和善意。真有这么厉害吗？
中央提出开展群众性的普及法律常识教育，这是“以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要坚持几个五年，让干部群众懂得法律常识，以便更好地执法和守法。“一五普法”的重点内容是学习“九法一例”，普法主要对象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这使我豁然开朗，深感这个教育来得非常及时。汾西县出现的许多问题，这原因那原因，干部不懂法，不会执法；群众不懂法，不知守法，是问题的实质。忙同地区司法局联系，主动请缨，请他们把普法试点定在我们这里。
讨论试点方案时，我强调提出了普法内容要突出学好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普法对象要在领导干部后边加上“特别是执法干部。”老百姓不懂法，有犯法的潜在可能性。执法干部不懂法呢？那就会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情代法，甚至亵渎法律，贪赃枉法。老百姓犯法，有人管；执法干部犯法谁管？学习中要扭转一个倾向，就是“干部学法，是为了执法，老百姓学法是为了守法。”要“依法治国”，人人是守法者，人人是执法者。这部法律你是执法者，另一部法律你就是守法者。老百姓咋啦，他们懂了法，也会监督执法。
在一次讲课时，讲到了律师制度问题。讲了为什么设置律师制度，它的作用和职权。批判了对律师制度的糊涂认识，对律师行使职务的不正确看法。提出要培养几个有水平、有能力的律师。讲者当然有意，听者就更有心了。兼职律师赵水龙的事，一下在干部中议论得炸了锅。
检察院的领导找我，说律师适用于民事，不适用于刑事。他把公诉人辩住了，堂堂检察院的脸往哪里放。法院的领导找我，说律师只能捣乱法庭，咱说怎么判还是怎么判，他有什么办法。公安局的两位领导找我，说律师在法庭上怎么闹我们不管，插手公安局侦察办案绝对不行。我们就惩治了一个律师，让狗日的才知道公安局不吃这一套。
话题既然扯开，而且是他们自己扯开的，我便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一追到底。
“公安局为啥惩治律师？”
“案件侦察尚没终结，他提前介入，伙同罪犯父亲，察看现场，殴打举报人。”
“这些都落实了吗？”
“他们打的杨国喜，就是人家举报的，这还有错?”
“律师本人承认了?”
“他当律师懂法律，哪里肯承认。他知道承认了是要判刑的。”
“他一点也没承认？”
“只承认认识罪犯父亲，路上碰见，求他去的。不承认以律师身份出现。只承认要杨国喜领他们看现场，不承认胁迫哄骗杨国喜。只承认杨国喜头抵罪犯父亲，不承认殴打。只承认杨国喜扑闪下一尺多高的地垅，不承认推下4米高的土崖。”
“就抓了他一个人？”
“罪犯父亲叫仇文庆，是人所共知的人精，知道事情不好，连夜潜逃。他狗日的死畜脑，认为他是律师，不敢把他怎么样，当晚就抓了。”
“那个仇文庆呢？”
“哪里用去抓他?投案自首了，态度还可以，从宽处理了。儿子弄不好得判死刑，至少是死缓，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他说的情况和律师说的不一致？”
“这个没有问。杨国喜是个憨子，憨子还会说假话。”
“公安局派人到现场调查过？”
“没有。”
“听你们说这个事情也不复杂。是以熟人身份还是以律师身份去现场，要看是否有聘请手续；是自己闪跌，还是推打，看三人说的细节是否一致；是1尺多高的地垅，还是4米高的土崖，到现场量一下不就清楚啦。”
“其实这件事没有立案，同判处仇文庆儿子也无关。扣了狗日100来天，早就放了。”
“我说的那几点，还需要查清楚，你们看呢？”
“咱一没立案，二没给他做结论。人早放了，没那个必要了。”
“最好还是查一下，我要知道这个情况。”
“他找你了？他告状啦？”
“不是说要告状就再抓起来嘛，用汾西话说他还真成了畜脑。干部群众都有反映，而且两种反映相差很大。你们今天不说，我也准备抽空问问。”
“开始有点反映，现在不听说了。多数人还是说该治治这私娃，太狂了。”
“不说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事情能让我听到，就说明还有反映。”
“他哥哥就是办公室的赵科长。”
“他哪里肯说。听说他父亲定了三条，最后一条是死了也不告状。还让他们兄弟三个跪在祖宗牌位前发了誓。监督人就是他哥，他才不肯说呢！”
谁也再没了说的，只好就说到这里。
过了两天，公安局的两位领导又来了，说那个事儿他们查了。我刚取过本子要记，他们说：“你要的情况还没查，我们当时走了受审手续，是某书记亲笔签的字，他是严打指挥部总指挥，他不签字我们哪里敢抓?”
某书记是我的前任。我接替他的县委书记，也接替了他的“严打”总指挥。我还没明白这时候抬出他来是什么用意。但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我这个后任是否有了推翻前任成果之嫌？
“谁的签字并不重要。我每天签那么多字，有的就可能是不对的。问题不是某书记签字还是刘书记签字，情况要弄清楚。事前搞不清，事后也该搞清。”“他签字让抓人，没说立案，也没要结论，所以当时也没查。要按你说的几个问题，当时查清了，哪会有这事?”
“正因为当时没查，现在才需要查清，对与错，是经验是教训，我们自己总得清楚。”
“我们亲自找他谈谈，安顿安顿。”
“谈什么，怎样安顿?”
“当时‘严打’就那么个形势，又不是有意弄他。他不告了，你不问了，不就没事了?”
“这个安顿，是否有赔情道歉的意思？”
“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不说赔情道歉。赔了情，道了歉，说明咱们错了。”
“对也得有个是非，错也得有个是非，有个说法。不能老是糊涂账。抓得对放得也对，简直糊糊一盆。是与非，对与错的依据就是事实。”我顺手翻了翻桌子上的材料：“刑警队的人铐打了他。”
“铐是铐了，抓人不铐还行?打是没打他。这人能胡说。”
“是否上了背铐？”
“没有吧……没听说呀，”公安局一位领导若有所思。
“他骂人，骂得很难听。八辈祖宗都骂了。骂得年轻人火了，可能上了一会儿，我知道后批评了咱的人。”另一位领导说。惊讶之余，仿佛在问你怎么连这也知道？
“说是领导叫上的，而且是5天5夜。这都得搞清楚。不然他说上了你说没上，他说5天5夜，你说一会儿。又是糊糊。”
大概是从我的话里，他们听出了点什么，至少是从我的态度上看出了点什么。觉得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得告退。
第二天二位又来了。给我两页稿纸的材料，“刘书记，我们写了个东西你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是《汾西县公安局关于赵水龙的平反决定》。我有些吃惊，忙往下看。文中叙述了他们说过的材料还是律师身份，提前介入。仇文庆把杨国喜推到4米崖下，赵水龙在场等。最后却有“经研究决定，予以平反”的结论。看完了，我的惊讶变成了愤怒。但还是压住了火，没有发作。他俩中的一位却笑着说：“我们文化水平低，写不了这东西，你该怎么改就怎么改。”这下可咋也压不住了。第一次来是说自己完全正确；昨天来是推卸责任；今天来就决定平反。而且还是原来的事实，压根儿就没有调查的事实。这些人到底在干啥?我有被戏弄的感觉。“该抓不该抓凭的是事实，平反不平反也凭的是事实。事实既然没出入，为什么平反？这平反是写出来的吗？是改出来的吗？”
僵住了，谁也不说话了。要是过去任副职的时候，要是还在洪洞县碰上这样的事情，我早就不知发作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是一把手了，又是在汾西县，你能发作吗？我深深地感到这一把手真是难当啊！
“咱给他平反，就说明够不上犯罪。但他还有错误。如果‘一风吹’了，这人肯定要告状。”他俩中的一位打破了僵局。另一位接着说：
“‘严打’还没结束，就说‘严打’搞错了，我怕不合适。”
“‘严打’不是乱打，更不是‘胡’打。严打也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真要打错了，就要纠正。毛主席要我们‘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邓小平同志要我们‘实事求是’。哪有共产党怕承认错误的，怕老百姓告状的！”
见他们这样谋来算去，反来倒去，我摸透了他们的心思。放不下架子，怕丢了面子。公安局承认错了，怕搁不住。我说如果他们不愿意自己否定自己，也不要太为难。那就派检察院去查查。如果不愿让检察院去查，就派纪委去查。只有把事情查清，才能做结论。
衡量再三，他们觉得还是自己查好。可能他们意识到检察院查出他们违法，要依法从事。纪委查出他们违纪，要执行纪律。看来思想还不算通，接受得很勉强。
事情终于查清了。平反决定作出了。总还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过基本事实清了，又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改来改去，三易其稿，公开平反还是只给本人发个文件。又是一番磨牙。我找来赵水龙，征求他对平反决定的意见。他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检查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骂人不对。表示今后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我问他还当不当律师，他有点犹豫。我说取得律师资格不容易，要他进一步钻研法律，在普法和法制建设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同意了。我当即让司法局给省司法厅打了报告。不久恢复了他的兼职律师资格。
有必要交代一下后来的事：
县水泥厂因技术管理太差，已经倒闭几年了。县委提出发展地方工业要走“引进联营”之路，引进联营要采用“三八二十三”的算账法。赵水龙自荐要当水泥厂厂长。县委批准了。他从大同水泥厂引进了资金和技术，生产出325＃和425＃矿渣水泥。很快打开了市场，效益很好。接着又争取到建设银行贷款，建起了机立窑，安装了烘干机，水泥厂一片红火。为“引进联营”开了路，成了县里的骨干企业。他自己当了县劳动模范，任命他兼任了县经委副主任。
我调离汾西后，听说他当了工业局长。以后又听说到临汾地区侨联搞了合资企业的经理。后来又听说被合资企业解聘，自己回汾西县佃坪乡干了个铁厂。《天网》、《法撼汾西》吃了官司后，他跑来找我。问我知不知道开庭日期，他要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并说他所以离开汾西，是因为我调离后，有人明里暗里欺搅得他无法工作。下海干了铁厂，又有人鼓动当地农民砸了他的设备。当时我也不知道开庭日期，只是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说这回打的是笔墨官司，法院不一定要证人出庭。他说一定得打听到啥时候开庭，他一定要去。果然开庭时他去了，因迟到一个小时，法庭没让他进去。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休庭时他自报家门，说他就是《法撼汾西》中《百日之灾》里兼职实习律师赵水淼的原型。作家张平的素材全是他提供的。本来的事情要比书里写的严重得多。张平笔下留情，写得很不够。他指名要同原告当场辩论。弄得记者们围了一圈，成了庭外记者招待会。那位原告不敢面对他，躲在法庭里不露面。原告代理人把他拉在一边说：“咱都是汾西人，怎么能替外人说话。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咱们回去解决，肯定让你满意。”他又高喊着揭露原告代理人是鼓动农民砸他铁厂的后台，当场又揭发了许多事实。下午和第二天法庭允许他旁听，他先后举了几十次手，请求发言，均没得到法庭允许。
回到县里，原告代理人说官司打赢了，县电视台多次播放庭审录像。代理人骂他是汾西的败类，把汾西人的面子丢尽了。事后他去找了那位代理人，得到的回答是你给记者说了，找记者解决去。至今砸铁厂的事还没个说法。“汾西县最大的官儿”在电视台骂人的事，因为没指名道姓，当然不能算侵权。
为律师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地区新闻科的记者专门来采访。公安局的领导被问得无言答对。忙跑来找我，说已经平反了，人家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究竟要干啥，他们摸不着壶把。我说记者采访就是要登报，得有思想准备。他们说登就登吧，已弄下这磁器了，只要人家不找别的麻烦。再三说多亏我抓得紧，让他们平了反。要搁到现在可捅下大乱子了。不久《山西日报》发了一条消息：“汾西县委书记伸张正义，一蒙难律师获得昭雪。”我问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说事儿都是自己给记者说的，报道里说他们认识了错误平了反，还感到满意。
张平来采访，他们知道作家也是写文章的，心里有了底，没有追问，就根根蔓蔓说了个详细。反正已经登过报了，态度好点，不找麻烦比什么都强。《百日之灾》在报刊上发表了，别人告给了他，他说人家连名字都改了，咱还有啥意见？还没事找事哩。《法撼汾西》出版了，有人问他看了没有，他说就是那事，不看还不知道。
一次我从地委开会回来，听说招待所来了两位北京客人，让我回来就去见他们。我到招待所时，两位客人正同公安局一领导谈话，好像是正问到“抓人有什么依据，没依据就能随便抓人？”他坐在那里憋得满脸通红，用手巾只顾擦汗。实在是窘极了。我的出现他仿佛得了救。两位客人一位是公安部的司级调研员，一位是《法制日报》记者。寒暄中流露出他们要抓这个典型。我让公安局那位领导先回去，有事再叫他。我们谈了些别的事。等我陪客人吃完饭回机关休息，他站在我办公室外等着。说这回来头不小，人家尽从法律上提问题，看样子这事闹大了，不是光登报。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救救他。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如何如何。这回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真的害怕了。连给我说话舌头都囫囵了。
两年之后，听说原告里头有他。我起初不相信，后来证实确有，还带着老婆赴北京出庭。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我离开了，他退休了，时过境迁，想搞个什么名堂，还是要把原来的事实推倒？难道原来的认错和表态都是假的？早知道这样……后来听说那位代理人摘抄了书上几句话，给他说这是腌你呢，就是侵了权。只要你签个字，打赢了就能分几万元。开庭前动员他去出庭，他怎么也不去。那位代理人说，去了不用说话，一切由他代理，路费食宿都不用他出钱。最后答应他带老婆才去了。打赢了分钱，打输了又不要钱。只当是游了一次北京。
至今他没见过我的面，他给别人说不好意思，见了不知道该咋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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