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编者按：80年代，作家张平的《天网》和《法撼汾西》让山西一位叫刘郁瑞的县委书记声名大振并赢得了全国读者的尊敬。如今，这位曾赢得全国"普法先进个人"称号、先后受到中宣部、司法部奖励的县委书记已离退在家并不幸身患重症，但他对党和人民忠诚依旧。他强忍病魔带来的痛苦，并用笔记录着自己任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字里行间无不折射着他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刚刚以长篇小说《抉择》获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张平，特意向我刊推荐了党的优秀干部刘郁瑞的这部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本期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以飨读者，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特别献礼。

　　--致《天网》、《法撼汾西》的广大读者、听众、观众

　　(作者：刘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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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就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想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是针对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出现的法律不平等。达官贵人、公子王孙犯了法，或以权枉法，或以钱买法，或以情徇法，都可不受法律的制裁。而庶民百姓犯了法，则要杀一儆百，以律行事。这样就出现了庶民百姓要求"法律公平"、"法律公正"的呼喊。口号中为啥特别提出"王子"呢？因为王子不怕犯法，倚仗其父的权势、凭借其父的钱财，犯了法也治不了罪。他们就目无法律，无视法律，可以任意犯罪。既然犯了法治不了罪，谁还怕犯法呢？这是说的过去，说的封建社会。在当今的共和国里，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出现"王子"与庶民犯法不同罪的事情。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现象"，"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无损大局。真要如此，就该谢天谢地了。

　　我说的事情可不是古代，也不是现在，它是发生在公元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的时候。

　　"严打"中为了"从严从快"，避免公检法的相互扯皮，拖延办案时日，县里成立了"严打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一把手带头，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往下打。在洪洞县工作时，我是三把手，坚持日常工作，不曾介入严打。战役还未结束，调汾西县主持工作，自然成了总指挥。上任伊始了解和掌握战役发展情况，即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了。

　　据副总指挥──公检法三长汇报，汾西县的严打战役进展顺利。该杀的杀了，该判刑的判刑了，已经胜利结束。正在总结经验，休整队伍，听候第二战役命令下达。我听了很是高兴，这一块能够暂时放下手，可以集中精力抓别的工作了。

　　谁料汇报会刚结束，当晚就有人反映，还有一个团伙案未判，在那里拖着。罪犯是原人武部部长、县委书记的儿子，人大主任的儿子，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儿子，法院副院长的儿子，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的儿子，畜牧局副局长的儿子。据反映者称，这是一个流氓团伙，长期横行县城无人敢惹。偷鸡摸狗，强奸良家女子，无恶不作，没人敢惹。这几个"衙内"，看中那个女子，晚上哄骗到他们父母的办公室里，施行强奸、轮奸。反映者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次在电影院看中城边村里的一个女子，诱骗到一个"衙内"父亲的办公室。威逼着给他们洗衣服，他们在一旁打麻将。等这女子把衣服洗完了，经他们检查确实洗干净了，才施行轮奸。末了还得答应过三天再来，不然爷们炸了你全家。又一次把一个女子骗到经委办公楼上，"衙内"们发现是个处女，在谁先奸谁后奸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有人提议先打架，按照打架的胜负排顺序；有人提议打扑克"坐皇上"，谁当了"皇上"谁先干，谁当了奴隶谁最后。经过争论同意了后一个办法。于是就逼着这个女子脱光了衣服睡在床上，"衙内"就在此女的肚子上打开了扑克。等决出"皇上"和"奴隶"，才依次轮奸了这个女子。

　　真是"天高皇帝远，深山出怪事。"这样的奇闻，我还从未听过。听了咋能叫人不气愤呢？我问这样的坏蛋抓了没有？他说"严打"开始，势头威猛，倒是抓起来了，就是至今判不了。我问为啥不判？他说人家的老子都是头头，早就吃透了共产党的政策。什么事也是开始紧，后来慢慢就松了。像这样的强奸轮奸团伙，严打开始是要杀头的，现在不至于了吧。再拖一拖，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说不定还拖得没事了呢？

　　这个反映对我震动较大，随后又得到了来信和匿名信。引起我的重视。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可谓大官也。副检察长、副院长亦可谓实权人物也。他们在这里工作多年影响也不能算小。他们的儿子这样的胡作非为，难道他们就一点也不知道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他们知道儿子的恶行，为什么就不管管呢？要不是开展"严打"，这伙流氓要横行到什么时候？发展到何种地步呢？是不管呢？还是故作不知，或者默许呢？故作不知就是放纵。默许就是支持。他们是绝对地逃脱不了这个责任的。同时我新来乍到，山区人口少，关系自然相当交杂，谁和谁曲里拐弯都可拉成亲戚。这么多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有问题，处理儿子伤害老子。伤害他们几个人就会牵动一大片。一上任就让我碰上这么个咬手的问题，可也真算"时运不顺，风云来得骤"了。这样的一个小县。"放一个屁臭半城"，出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关注"。假如我视而不见，也拖着不判，广大人民群众会如何看我呢？如何看共产党呢？今后的工作又如何开展呢？在这个面前无所作为，那简直就是同流合污。如果我在群众眼里成了"同流合污"之辈，我有何脸面再见河东父老呢？

　　我下决心要抓这个案子，又告诫自己要慎重行事。

　　找来公安局长询问案情。公安局长说案件已侦察终结，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早已移送检察院。

　　找来检察长询问起诉情况，检察公证已经起诉法院，等候开庭。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在县法院了。法院为啥不开庭审理，这里边有什么原因，一定得弄清楚。

　　法院院长是本地人，刚来接触过一次。他年纪大了，脑子不太清楚。一个问题颠来倒去连他自己也不知说的是啥。一个副院长因儿子在案不能问，便叫来另一个副院长。此人系洪洞人，前几年部队转业，叫他比较合适。问到此案时，他无可奈何地说："本来这个案子早该判了，县委领导的意见让往后放放，现在原告撤诉了，被告翻了供，按照法律程序无法判决。"

　　"原告为啥撤诉？"

　　"不知道。"

　　"被告什么时候翻供的。"

　　"原告撤诉后，差不了几天。"

　　"监所内和监所外有无串通？"

　　"这就很难说了。罪犯的父亲都是领导干部，这里关系错踪复杂。现在尚无串供事实，但又不能排除串供。对原告一撤诉，被告就立即翻供。我也有怀疑。"

　　"原告现在什么地方？"

　　"她们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原来按流氓团伙把她们也拘审了。后来把问题交待清了。领导说她们是受害者，就放回去了。"

　　这就日怪了。两个农村女孩子，遭受了流氓的欺凌，应该说是受害者。案卷里明明写着她们多次被强奸、轮奸，这又是咋会事呢？农民的女儿惹不起当官的儿子，平民百姓不敢得罪无恶不作的流氓，这倒情有可通。但惹不起总怕得起呀，惹不起总躲得起呀。咋就能让人家强奸、轮奸多次呢？而且有材料表明，叫啥时来就啥时来，还主动送上门呢？这样简单地把她们定为受害者，看来是不大合适的。那么既然不是受害者，就是同流者，合污者，鬼混者。拘审她们又是应该的。为什么拘审后交代了犯罪事实，又作为受害者释放了呢？既然是受害者，揭发了流氓的罪行，应希望法律严办流氓，为啥又撤诉了呢？而且说原来交待的材料是逼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她们对其中的一些流氓连认识都不认识。这些问题明摆着的不能自圆其说。看来问题就出在释放"受害者"身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弄清"受害者"的真相。

　　在"严打总指挥部"会议上，摆了"严打"的成绩，总结了"严打"经验。在成绩讲够，经验说透之后，轮到讲存在问题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了好半天，法院院长才说："还有一个未判，原告撤诉不告了，被告翻供了，说原来就没有那回事。按照法律这种案子不能判。现在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不放人就违法，违了法谁负责。要放人得领导签字，今天定一下这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大体有这样三种意见：

　　第一.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是流氓，那些干部子弟都是她们给勾引坏的。干部子弟是受害者，应该处理这两个女人。

　　第二.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不正经，干部子弟也有问题，流氓对流氓，在一起鬼混，说不上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定强奸、轮奸不准确，属一般社会问题，只能作一般处理。

　　第三.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男女之事，既然女的不告了，男的不承认了，就没那么回事了，我们却因超过时限违了法，干脆放人算了。

　　争过来吵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把话题引到两个女人身上，她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还是同伙。这话一说仿佛使不少人看出了我的"倾向性"。争论立即出现了"一边倒"，说她们是害人者的意见逐渐多起来。最后统一意见定这两个女人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同伙，而是害人者。既然是害人者，就该重新拘审，从重处理。当即决定由公安局执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局长来说，两个女人都跑了，一个也没抓住。我问啥时去抓的，他说今天8点上班以后派人，到村里是9点多了。

　　这又是一件怪事，昨天下午定的抓人，作为局长不是接到命令火速出击，而是等到今天上班以后才派人。天下哪有这种事，哪有这样的公安局。她们不跑才怪哩。我这样想，当时并没有这样指责他们，只是以总指挥的身份下达命令："限期追捕归案"。

　　原来会议之后当晚要抓捕两个女人的消息即传遍县城。有人连夜给她们通了信，还有人送了粮票，送了钱。并说翻过来了，抓住了可不得了。她们哪有不跑之理。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听说要抓捕两个女子，"翻过来了"的舆论越造越大。这时我收到的信件就更多了，而且内容几乎是"一边倒'。指责的，臭骂的，讽刺的一下全来了。有的说原来听你讲的还像个共产党，原来你也是个"错官"。更有的说："听说你小时候家里很穷，卖过红薯，你这样不为民作主，还是回家干你的老本行去吧!"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来了。

　　人大主任同我是老熟人，大跃进时汾西县同洪洞赵县合并大县时，他是团县委书记，同我在一个大锅里吃过南瓜。因为他有病，来汾西后我第一个到家里看望了他。这时他来找我，说他的儿子是同其中一个女人订了婚，这属于恋爱中间发生的问题，不触犯法律，要我考虑这个情节。我感到很奇怪，问他啥时订的婚，他说给别人说是早订了的，给你说就是最近。我说你怎么老糊涂了，咋能干这事。他说就是为了孩子没事，只要孩子过了这一关，咱就把她扔了，哪能要这样的烂女人做媳妇。说实话这样做也是替你找个台阶下。让你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怕别人说你包庇我的儿子。他这话噎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人都在变啊，没想到当年英俊潇洒的团县委书记、如今的县人大主任，正县级，人格人法却堕落到如此地步。

　　临出门他不阴不阳撂下了一句话："书记老弟，你大权在握，就看你的了。这地方复杂呀！"笑了一下，突然又变得说不来的那种严肃，拉开门走了。

　　我了解他，此人在汾西县绝非等闲之辈。27岁当县委委员，29岁进常委班子，在本县干部中官儿最大，曾被称当地"一代英杰"。"文革"中公开支持一派，另一派把他列入"专政名单"，风言只要抓住就地惩罚。至今他们圈里人仍叫他"走后台"。"文革"后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任候选人本来不是他，靠圈里人的活动，硬硬地把他给选上了，他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总代表。对外地干部来说，他是本地干部的代言人。对本县人来说，他是圈内人的支持者。这个人厉害呀！他对新任县委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反复咀嚼他刚才的话，再三想他那说不来的表情，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

　　夜已深了，又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原人武部部长，"三支两军"时的县委书记。他是河北人，操着满口京腔。高个子，大块头，一举一动表现出正统的军人作派。他在两个县任过县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下来，按他的资格该去地区"军人干休所"养老，因给家乡"倒煤"犯了事，暂时留下来审查问题。刚进门还未来得及招呼，他就说开了："书记同志哪，本不该深夜打扰，白天人多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呀。你是洪洞人，我呢，河北的。老祖宗是大槐树底下迁过去的。脚上的小拇指甲还是两半不是。五百年前咱也是老乡。我就是不言语，你也知道要说啥。外乡人在这地方不好呆呀。我当县委书记时，也是白天黑夜被人围着。因家乡缺煤，发了两车，现在又告我贩煤赚钱，这是啥事儿呢。那事儿就不说了，说了你也管不了。你知道那里头有我的小子。我可不是找你求情的，只要实事求是，公正对待就行了。要欺侮咱外地人，欺侮咱当兵的，那也不成。咱是下台干部，又受着审查。可咱人武部孬好也是个部门呀。要是'支左'那会儿，他小子们敢！"

　　起初我不知咋地对这位老军人产生了同情，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也确实不容易。听着听着就发现他有点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至于儿子的事情，这是个法律问题。敢与不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呵！

　　我请他坐，他说已经说完了。军人出身，喜欢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临走时也撂下句话："这事儿全托你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不被那些狗日的胡弄了就行。"

　　这天我睡得很晚，躺下来也没睡着。刚睡了一下，就有人敲门了。

　　两个逃跑的女人，一星期后在临汾抓住了一个；十天后又在太原抓回了一个。公安局长问我："咱县小监所也小，没有女监，两个女子往哪里放。"话说得确实使我恼火。监所不大是事实，但一个县从来就没押过女犯，鬼也不信。这么点小事也要我这县委书记定夺，要你这公安局长干嘛哩，岂有此理。但这火我还是压住了，没有发作出来。心想，此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他动用各种关系内外串了供造成的。我要是让你随便找个地方，不又给你们留下串供的机会了。你用没有女监刁难我，我怕你们再串供，正中我的下怀。我没有回答他，却抓起电话摇通了洪洞县公安局。郭局长满口答应帮这个忙。我对汾西公安局长说：立即送到洪洞看守所寄押。我指名公安、检察、法院各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连夜突审。审问时要三人都在场，缺一人不能审问，寄押期间任何人不能单独会见。审问结果由三人签字后直接送我。

　　审问笔录送来了，看了后真叫人大吃一惊。我原来只想到两个女子翻供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身居要职的官们，这些执掌法律大权的人物，为了袒护犯法的儿子，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真是胆大包天，能坏到如此地步。

　　据一个女子交待：她从公安局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副检察长派一个曾在法院工作过的人去她家。对她父亲说，你女儿这回可给你惹下大乱子了。一下招出来那么多人，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儿子。要知道说成强奸、轮奸，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呵！如果人家儿子因为你的女儿招了，真的掉了脑袋，这就结下大仇了，日后咋能放过你。儿子犯了法，老子该咋工作还工作。说不定还显要哩。就说某检察长吧，老检察长年纪大了，眼看就要离休。副字马上就变成正字了。你呢？农民还是农民。过去叫社员，现在叫村民。人生在世谁知道啥时候碰个什么事儿呢？一旦咱家有了个事儿，还用作恶报复你，不替你说话就够你吃喝了。某检察长说了，那么多孩子哩，只要说和他的孩子没有事儿，一切都好说。共产党这事还不是个这，别看眼下风头这么紧，一阵风就过了。等过去了他要给你交朋友，还可给你兄弟找工作。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拔根汗毛也比你腰粗呵。你得好好想想这事儿，动员动员你女儿。已经说了可以推翻。

　　那人走后他父母就要她翻供。她说已经在材料上签了字，她父亲就骂她打她，并逼着让喝农药，还要用绳子勒死她。

　　第二天又来了个女干部，是她嫂子的拐弯亲戚，要单独给她坐坐。这个女干部说，某检察长说了，只要把说他儿子的事推翻了，事情过去后保证给她张城市户口还保证能给她安排个好工作。还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一个农村姑娘能转成城市户口，安排个好工作，还愁找不下个好对象，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儿。这事儿碰到谁头上都会照人家说的去办，除非是个傻子，你可要能掂出哪轻哪重。

　　女干部走后，她就产生了要翻供的念头。后来又来了几个人，有人大主任儿子说的，有法院副院长儿子说的，反正话不一样，内容都差不多，都是让推翻自己儿子的事。她想来想去干脆全推翻了，看他们怎么办。

　　另一个女子交代说：她回到家里没几天，人大主任托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干部来家提亲。说孩子们年轻不懂事，弄下了这事，闹得两家的大人脸上都不好看。现在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某主任的意思干脆叫两个孩子订了亲。把日子说得靠前点。这不就成了恋爱中发生的事吗？这事也不说对，但至少不犯法。他父亲正为这事生气，不吃不喝成天睡不起来，听这人一说，觉得这还是条路。她呢？问题交代了，当了个受害者，放回来了。但这种事情，受害不受害，以后谁还要你呢？现在人家上门提亲，咱还有什么说头。就同意了。那个干部最后说得赶快给公安局写个材料，明交代的材料中和某主任的儿子是恋爱关系。这样才能把他解脱。最后人家还放下200块钱，算是订婚礼，说等风不紧了再请客。

　　我不愿把此稿的篇幅搞得太长，两个女子的交代，就此打住。其实她们的交代材料还长，打她们的人还有，我实在不想再说了。两个女子碰了下头，各自诉说了情况，便统一口径，联名翻供，把原来交代的材料全推翻了。

　　当问到她们逃跑的情况时，她们说那天晚上有人给她们通信儿，说翻了，明天早上要抓她们，要她们出去躲一阵。某主任让送信人捎来100元钱和60斤粮票；某检察长不仅通了信，给了钱，还提供了去处。

　　我让把审问笔录复制了一份锁入我的抽屉，原件存入卷中。安排三人小组保密，不准外传。

　　按说这些人的活动，已超出了法律范围，其本身已经触及了法律，构成了包庇罪和袒护罪。将他们绳之以法，是完全够格的了。但我没有那样做，也不打算那样做，考虑到亲生儿子犯罪，爹娘老子为其开脱、活动，是情理之中的事。常言道："孩子看见自己的好，庄稼看见别人的好。"这是人的天性。至于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权当他们没有掌握好或对法律不熟，先作错误看待。也考虑到处理了儿子，再治老子的罪，一下就是一大片。而且一下处理这么多显要人物，对稳定大局，开展工作绝对不利。但这有个限度，那就是儿子非判不行，看老子跳不跳出来。如果不跳出来，事后批评、教育算了。如果谁敢跳出来，那就按律行事，绝不手软。打定这个主意，我便召集了"严打"总指挥部会议。全体常委都参加。

　　两个女子一抓，而且寄押到洪洞县，审问的情况谁也摸不着壶把。会议开始一片沉默，谁也不知该说啥了。我只得有分寸地通报了情况，说两个女子交代原诉材料全部有效，撤诉事出有因，全部无效，请求收回。至于撤诉原因，与本案无关暂时无需给大家讲，请按本案事实讨论，提出意见。又是一阵的沉默。原本想着会翻过来，现在看样子是翻不过来了，确实不知该怎么说。

　　"被告翻供怎么办？"法院的人提出了问题。

　　"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只要证据确凿，他不承认也能判。"这是公安局的意见。

　　"原告撤诉在先，被告翻供在后，肯定是串了供。现在原告说撤诉无效，被告是否还翻供？"政法委书记这样说。

　　"这案子翻来复去，越搞越复杂了。听说有几家在临汾请了律师，可得慎重点。"说这话是妇联主任。

　　"我看这个案子材料充足，证据确凿，早就能判了，还不是拖出的麻烦。只要原告不撤诉了，被告承认不承认都能判。"检察院参加三人小组的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都知道他是三人小组的成员，可能我说的暂时不便讲的事情，他都了解，此次讨论的意见就集中在他这意见上，最后决定由法院做好准备，出示布告公开审理。

　　开庭前两天的晚上，县长老王电话里说，临汾来了两个律师，同他是熟人，让给我传个话。他们看了案卷，调查了被告，说这案子开庭有问题。一旦开庭让律师把检察院辩住了，怕不好下台。并说人家律师也是好心，怕我刚来不久，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后不好工作。我让王县长代我谢谢那两位律师的关照。他们受人聘请，应在法庭上依法辩护。并转告我对律师辩护的看法。律师在法庭上看来是为当事人辩护，实际是为法律辩护。只有通过律师的辩护，才能使法律更加公正。请他们不要受任何影响，尽可能施展他们的辩才。最后让他送走律师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县长比我还迟来两个月，一来就忙上了全县的经济工作。这些事情我没有怎么打扰他，怕分散他的精力。等他来了，我让他看了锁在我抽屉里的材料。他大吃一惊，这个从地区水利局下来的业务干部，平时内秀得像个大姑娘，这回竟然拍案而起，说这伙王八蛋，坏透了，坏透了。怎么能干出这种卑鄙事来。王县长说他放心了，还说该把这伙坏蛋好好整整，我讲出了我的本意，他也表示同意。而且说你越不公开，他们心里越发毛，以后敢捣蛋，新老账一起算。我请他如有兴趣，同我一起去听审，轻松一下脑子。他说有几件事正咬手着哩，他不去了。

　　开庭这天人来得很多，法庭里坐不下，外边还站了不少人，听着喇叭。我去了坐在旁听席的后边。法庭调查时，几个罪犯全都对此犯罪行供认不讳，怪不怪呢？一点也不怪，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律师前天去监所接触他们时，一个个对所犯罪行为矢口否认。怎么今天就供认不讳了呢？这就是本县的县情嘛。"严打"指挥部开会的消息，是通过他们的渠道传了进去，他们再要顽抗岂不成了怪事。那他们的老子在汾西这么多年的官儿不白当了。

　　可怜的是那两位远道而来的律师，他们翻阅了案卷，调查了罪犯，查阅了法律依据，辛辛苦苦写好的辩护词，被罪犯们问一声答一声"是"，搞得一句也没用了。临到法庭辩论时，审判长宣布由被告的律师开始辩护。其中一位律师站起来说："被告×××等，对律师隐瞒案情，不讲真话，本律师拒绝为他们辩护。"说罢夹起公文包，拂袖而去。另一位律师亦说："律师辩护的依据是案情，是事实，是法律。被告给律师说了假话，本律师无法对他辩护。"说完也退了席。两位律师的表现，引起了阵阵掌声。他们路过我的座位时，看得出他们很不是滋味。我马上告诉坐在身旁的通讯员，让他把两位律师护送到王县长家里，告诉王县长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宣判后，法庭内外掌声雷动，还有人带头呼了口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不是我自吹料事如神，而是对这些人太了解了。果然不出所料，宣判后那位副检察长大发雷霆之怒，痛骂两位律师："老子花了一百多块钱，雇你们来辩护，你们连个屁都没放就滚蛋了。老子的钱是好挣的。一定得叫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他打发人去车站找人，班车已经开走。亲自带人坐吉普车去追，追了二十里地拦车检查，车上没有，又追到招待所去查。岂知王县长接到我的话，早用他的车把两位律师送到临汾了。

　　案件宣判后，自然又是一番热闹。作家张平在《法撼汾西》第四章《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里已写清楚了。他是作家注意细节，我是县委书记，哪能记得那么细呢？倒是有他没有写的，我还得说说。

　　事后那几个罪犯的老子，都先后找过我，有的口头认错，有的交了书面检查，表示痛改前非。人大主任提出换届时辞职，回村养病；再不插手县里的工作。要求在生活上关照他，特别是药费报销上要给照顾。他真还说到做到，后来找过我几次，都是一些生活小事，帮他解决了，还满意。那个法院副院长检查他教子不严，自食苦果，近似哀求地说他工作四十年，熬了个副院长，恳求不要处分他。我答应不受处分可以，副院长是不能当了。平行位移，当了个副院级调研员。特别是那个副检察长，连交三次长长的书面检查，每次去了都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说他一定接受教训，他搞工作三十年，无论如何不要让他出了法律部门。我说出不出司法部门再说，反正是检察院不能再干了。你的所作所为是不够当检察官的条件了。随后即调出了检察院。

　　张平的小说发表于1988年，成书出版于1991年到1994年。二年后，县里一个大干部"对号入座"，策动"汾西县最大的官"谋划告状。《法撼汾西》在北京丰台法院吃了官司。坐在原告席上就有这位原副检察长。说张平在《两个女子和六个干部子弟》中侵了他的名誉权。庭审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法官问："你咋能说小说里写的副检察长就是你？"

　　答："他写的汾西县，写的刘郁瑞是县委书记。我就是那时候的副检察长。"

　　法官问："还有什么依据呢？"

　　答："他写副检察长的儿子是流氓，我儿子就是流氓，所以我认为他写的就是我。"

　　法官问："哪些方面写得不真实侵了你的权呢？"

　　答："他写的我儿子强奸、轮奸妇女五六次。我儿子实际只强奸、轮奸妇女三次。"

　　法官问："还有呢？"

　　答："他写的是在自己父母办公室里作案。我的办公室在检察院他不敢去。他母亲在二轻局，是在他母亲的办公室，不真实。"

　　开庭那天因路上堵车，我去迟了。休庭时在门口等张平，几个原告看见了，立即回座里，再没出来。回到县里，在汾西县电视台大放庭审录相，不见记者拍他的镜头。有人问他女儿："怎么不见你爸的个人镜头?"他女儿说："上午他还可以，听说刘书记去了，一下午口抖得连话也说不成，还往裤裆里尿了三次。"

　　看到此，大家就一目了然了。是作家侵了他的权呢？还是他自己呢？(全文完)(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六期)(责任编辑杨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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