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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编者按：他回家的路上心情很好，可是回到家中竟然生出一种寂寞，产生出虚无的感觉。生命到底该怎么样度过？他望着墙上挂的他从前画的油画《帆》，想起莱蒙托夫那首诗。他明白了，什么是“它既不是寻找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这种幸福是澡堂子里的幸福、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而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的路。他是“而反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详！”
(作者：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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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日子，总觉得感觉真好。虽说生活艰苦，可是，艰苦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抗争，给生命增添了一丝暖色。
他还在牛街住了一些日子。牛街是北京的一个著名的回民聚居点。他的同学小白是个回民，家住在牛街。小白想拍摄一部反映回民生活的影片，拖他当摄影，用的是他那台16毫米的机子。小白说，他要想拍好这部片子，就要对回民的生活有一个感性认识。这样，他就住在了小白家里。
小白家里有五口人，只住了两间房。他是怎么安插下来呢？小白的父亲在一家商场值夜班，晚上不回来睡。他每天早上回来吃早饭，然后白天睡觉。这样，小白的妹妹和母亲睡一间房。小白兄弟俩和他睡另一间房。他睡在一张临时搭的钢丝床上。小白的弟弟在一家韩国人的公司。他每天回来都要骂一通韩国鬼子，说老板又拖他们加班，就那么一点儿工资。
小白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她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场站柜台。她每天一早就得去挤公共汽车。小白家只有一面镜子，在他睡的房里。所以，每天早上小白的妹妹一定要过来梳头。她往往一边梳头，一边和他聊两句，这时，他总还睡在被窝里。女孩子大大方方地推门进来，慢慢地梳头，稍稍化装，问他睡得好吗？他睡在床上可以看见女孩的一个背影，曲线，长长的头发，这一切就像电影中的场景。每天早上，他都期盼着这一幕的出现。
他们把他看作是家里人。小白家的经济十分困难。据说，小白拍的《牛街》因为缺乏宣传，至今本钱还末收回。小白的弟弟妹妹都下岗了。现在，全家就靠他父亲一人值夜班来养活。他觉得这些普通人确实有许多感人的东西：善良，正直，贫困，乐于助人。
他第一次见到张元是1994年，在《广场》的首映式上。张元是第六代中最杰出的代表。那天，张元只邀了一些圈内的人。他和章明一道去的。张元个子很高，块头很大，长着一张娃娃脸。那副脸很像美术系同学都熟悉的著名的"哭娃"的脸。他的头发很有特点，一根一根像钢丝，环立在头上，而且是天生的。
《广场》用完全纪实的手法拍摄了天安门广场上所见所闻。天安门广场是共和国的心脏，祖国的象征。它代表了崇高，尊严，伟大和光荣。与以往电影的表述不同之处在于《广场》没有去表达这种人所共知的东西，而是拍摄了广场上的游客，小商小贩，甚至不放过人们随意吐痰，乱扔纸屑这些细节，这就揭示出崇高，尊严，伟大和光荣的背后，平凡中的真实。
张元刚出校门三个月，就导演了电影《妈妈》。影片根据戴晴的散文《弯弯的小白杨》改编，讲述了一个残疾儿母子的故事。这部影片形成了张元特有的纪实风格。张元在追求影象的同时，努力保持一种造型上的质朴，以避免过分刻意的风格化和唯美倾向。他1993年拍了《北京杂种》(获南特国际电影节大奖)，后又拍了《儿子》，《东宫，西宫》，《回家过年》等。同一时期，王小帅用了极少的资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片《冬春的日子》。影片的情节取材于他的朋友真实经历，并且由他的朋友担任了男女主角。影评人林旭东说："王小帅以无比的惆怅的抑郁，倾诉着主人公的情感失落和选择无奈。他实质上是在缅怀他本人的情感历程，完全地沉浸在自己这些年的挫折感中。"
何一导演了影片《悬恋》(《红豆》)。这是一部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影片，全片笼罩在一层诡秘的色彩中。1994年又导演了《邮递员》。娄晔导演了《周末情人》，《苏州河》。总体上来说，第六代选择了一种完全游离于现行体制外的独立制作方式。总体风格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现的最具自我意识的一代电影人。
1992年，他快毕业的那年，管虎说他想自己拍一部片子。他知道丁建城在军艺学过油画，就请他做美工。管虎拍的电影叫《脏人》，讲了某少女从喧嚣的南方回到北京，考上了医学院，在胡同里，他见到了儿时的伙伴：一个警察和长头发的一个摇滚乐手，还有一些个体户等。管虎想通过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展示某种心绪不宁的焦灼和一种生存状态。
女主角是管虎的女朋友孔明。他们四处去寻找男主角摇滚青年的扮演者。先找了几位都不满意。他们决定去美院找。据说，平常美院的学生总是到不齐。有一天，画家汉君打来电话，说明天是美院校庆，估计学生可以到齐，而且全部聚集在操场上接受什么人检阅。第二天，他和管虎早早就赶去，终于找到了长发披肩，颇有风度的耿乐。
管虎为了拍好这部片子，忍痛割爱，让孔明和耿乐在一道体验感情。他要他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聊天，要他们黄昏时一道出去散步。挤公共汽车时，孔明得和耿乐挨在一道，仿佛管虎不存在似的。有一回，他们到青岛拍外景。原意是黄昏，在海边沙滩上，孔明与耿乐一道散步，并接了吻。可是，偏偏那天下起了雨，而且还刮风。管虎说，就在雨中拍吧，或许这样更浪漫。其中，有一个接吻的镜头。管虎喊，"开始"，孔明和耿乐接吻。可是，当他喊"停"的时候，风向转了。管虎喊了好几声，可是孔明和耿乐听不见，两人依旧胶在一块接吻。管虎气疯了，跑上前，硬将他们从中间推开，说"重来！"
管虎让自己的心上人拍这个镜头，心里很难过，喝了酒就骂，耿乐，我要杀了你。可是，他为了电影又不得不作这样的牺牲。这种敬业精神确实感动了全剧组的人。大家干活不敢马虎，人家可是豁上恋人的啊！
管虎的《脏人》在电影局没通过，首先这个名字就有问题。那些日子，管虎见到一个人就求人家替自己的电影起个名字，起名字的事让他伤透脑筋。有一天，他从厕所出来，看见丁建城，求丁建城替他想个好名字。他看着管虎一副可怜相，拉里拉撒，头发全乱七八糟地竖在头上，就提醒他说，你头发乱了。管虎一怔，裤子都没系好，说名字有啦，就叫《头发乱了》。最后，这个名字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头发乱了》获得新浪潮奖。
章明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他的一个画画的同学做生意发了财，答应投资给他拍电影，但是，要求本子要好。开始，章明选了几个本子，他的同学都不满意。这个同学是很有艺术修养的。后来，章明看中了朱文的小说《我负责这桩案件》。朱文的小说是说，建筑工地旁边一个卖豆浆的妇女，她专门做建筑工人的生意。有一天，她被一个建筑工人强奸了，结果，这个妇女羞愧得自杀了。朱文小说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每天，这个妇女都看见身后的楼房往上长，一层一层地往上长。当这个楼房砌完工后，工人走了，这个妇女想必是也该走的，因为没有人来吃她的豆浆了。
其实，就是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触动了章明。章明的老家在四川巫山县。他曾经在巫山县的师范学校里当过四年教师。这所学校在一座山上，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脚下的长江弯弯曲曲向东流去。他在学校的四年，一年只下一次山。爬山下山很难。现在，巫山县和他从前的学校都被标上了红线。因为长江三峡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江水将把这一切全淹没。红线清楚地说明某年水位将到什么地方。
朱文的小说中：楼房一层层砌高，而卖豆浆妇人的生命将一天天结束。现实中，长江水位一天天上升，而章明的家乡和他的童年的记忆都将淹没在水中。这种紧迫感是一致的。你在《巫山云雨》中会不断地看见几个扛着测量工具的人，就是在强调这种紧迫感。
《巫山云雨》的男主人公是信号台的信号工，女主人公是小城旅社的服务员。电影表达的主题是期待。"男女主人公深陷于他们各自的琐碎、不相干的生活中，怀着对未来的焦灼、隐秘的期待。他们偶然的遭遇实际上变成了一场货真价实的爱情。"
女主角是90级表演系的钟萍，男主角是电影学院的张献民。电影的结尾，女主角要不断地用力抽打男主角耳光。张献民长这么大从没被人?过。仲萍也从末?过人。这个镜头特别难拍，拍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离拍摄地不远是个屠宰场，每天不时地有猪的嚎叫。我们在女主角?完男主角耳光之后，听见了猪的嚎叫。这是一种预料之外的效果。
《巫山云雨》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奖，被认为是"青年论坛迄今收到的最美丽的影片之一。"这部电影的译名叫《在期待之中》。
1995年，电影学院93级的部分同学拍出了他们"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的第一部作品《小山回家》。这是部纪录风格极强，手法创新独特的实验性艺术片，描述了河南民工小山在春节回家前的一段心理轨迹。他落魄而又茫然地寻找留在北京的伙伴，想结伴回家，但最后，只有孤独地游荡在城市喧哗的街头。电影结尾，他让一个老理发师剪去了他的一头长发……
这部片子的导演是贾樟柯，丁建城以摄影师的身份鼎力合作。他的摄影风格强化了影片的实验性。《小山回家》获香港电影节一等奖。
最终促成丁建城独立制片的原因来自一件偶然事件。当时，电影学院美术系有一个老师X。他想独立制片，就借了丁建城的机子。他拖着丁建城和贾樟柯一道去他家乡的一家小医院，拍了一个村妇生养的全过程。据说，拍摄效果很好，特别是婴儿出生的镜头清晰。X把拍好的胶片放在美术资料室。学生放假的前夕，胶片被人偷走了。X的焦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仿佛一下子蔫了，如霜打的茄子。他先怀疑学生，查无结果，后来，有人说，你应当怀疑你身边的人。这样，X就怀疑上贾樟柯和丁建城，他对昔日的朋友进行威胁，利诱，跟踪和调查。X甚至还与丁建城家乡扬州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调查丁建城是否有前科。
X依仗他是电影学院老师的身份，扣压了他的摄影机，说丁建城不还胶片，就拿不到摄影机。他和贾樟柯找到了电影学院的领导，领导很重视，勒令X还回了机子，但是，X对机子进行了破坏，把镜头里弄上脏水。
这件事对他和贾樟柯刺激很大，被别人怀疑为小偷真的不是滋味。贾樟柯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萌发出拍《小武》的想法。《小武》是从一个小偷的角度拍摄的。该片荣获柏林电影节大奖和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丁建城与X分手时说："从此我们不是朋友，看将来谁有出息。"而X因挨了领导批评，说："就怪你，谁让你不吭声。因为你不吭声，我才怀疑到你。"
他从小就是一个不吭声的人。现在，他吭声了，他就得为他的吭声负责。他开始筹划拍自己的电影《纸》，发誓要和X比一比。现在，《纸》获得荷兰鹿特丹评委会奖。人生富有戏剧性，他和贾樟柯因为被人怀疑为小偷，而激发出斗志，竟然双双拍出了两部有特色的电影。《纸》是根据江苏作家苏童的小说改编。故事叙述了一个民间剪纸艺人，在"文革"时，靠撕大字报，卖废纸为生。老人的女儿小青多年前在河里淹死了，可是，多年后，一个少年在白日梦中经常与剪纸人的女儿小青相遇……这个故事让他想起小时候上学路上的那个神密的捡纸人；捡纸人与世隔绝的小院子；想起了他的邻居娟子，和娟子洗澡时裸露的身体；想起了军艺的模特董娜；想起了古老的大运河，河两岸雾气蒙胧；河面上漂来的尸体……
沉浸在白日梦中的他，开始拍另一个少年的白日梦，并试图让两个白日梦重叠。他花了很少的钱就买断了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他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好好地把小说改编成剧本。画家汉君告诉他，在铁道边上，一个叫小瓦窑的地方。那儿有一间空着的小木屋，没人居住，也没人管，闲置在那里。这样，他就搬进了这个不用花钱租的小木屋。
有一天，下大雪，他回来晚了。他走到小瓦窑时，迷了路。白天的一些识别标志全没有了。夜里十二点，他置身在大雪之中。他总是在小瓦窑这地方转圈，仿佛遇到鬼似的，他的内心陷入一种恐惧和焦灼。他一直转到天快亮时，才找到那个就快被大雪掩埋的孤零零的小木屋。歌词：我们朝前走着，雪在天上下着……
3
丁建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我认识他时，他正在扬州拍《纸》，或许出于对电影这一行当的好奇，我就在扬州的竹西茶庄请摄制组全体品茗，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在我的想象中，电影摄制组是美女如云，才子佳人，生活放纵，风流浪漫。首先，剧组里并没有女的。唯一的女主角是一个空姐，要过些日子才能来。其次，他们只是一群学生，既不风流，也不倜傥，而且生活贫困，处事严谨。第三，我请他们喝工夫茶与请他们喝大碗茶是一样的效果。这也是我最心疼的地方。
他们似乎对扬州的小巷子特别有兴趣。我经常看见他们出没在扬州的小巷子里，扛着摄影机，把镜头对着广陵路赶早班的行人，对着淮海路上盖住路面的梧桐树，对着四合院里刷马桶的婆婆，对着早市做滋饭的和烤葱油饼的。那些烤葱油饼的把他们当作是电视台的了，拼命在摄影机前卖弄起娴熟的手艺。
他的镜头对着小巷墙头上的瓦楞草，对着"一人巷"两侧墙壁上的青苔，对着四合院里的桂花树，对着古运河和河岸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他用他的镜头抒发着一种童年的情绪。当他的镜头对着小巷上空竹竿上晾起的女人的内裤和胸罩，这些东西就会颤动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仿佛在向他叙述小巷里发生过的那些陈年往事。
市文化局的官员似乎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说，那么美的瘦西湖公园不拍，开发区的高楼大厦不拍，竟拍什么小巷子？扬剧团有许多好演员不邀请，竟邀了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运河边上捡废纸的老头，可见导演的品位不高。
摄制组成员大部分来自北京电影学院，都是自愿来参加拍摄的学生，没有报酬，甚至还要自己贴上一部分。扬州的义勇军也有一小部分，多是他少年时的朋友，或者出于对电影满腔热情。摄制组里的杨大师是东关街头上开照相馆的。他一年到头不出门，就像他家养的一只老花猫一样，可是为了拍电影，就把照相馆给关了。
据我所知，电影《纸》是花钱最少的一部片子。他花了两万块钱去长影厂买了几十卷过期的胶片。演职人员全是义务奉献。他们打地铺，吃大锅饭和方便面。电影采用黑白片与彩色片混合拍摄。譬如，电影叙述部分采用黑白，而少年的白日梦却用彩色。作者试图告诉观众，梦中的世界比现实更丰富，更有色彩。
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时，恰好北京电影学院与鲁院联合办了个影视编剧班。他刚从坝上归来看我。当时，他们中央电视台刚在坝上拍完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的纪录片。我们当晚在学校的食堂吃了点简单的饭菜。影视班的同学听说第六代导演来了，都很兴奋，可是，见我如此待客，一个个骂我太小气。有人送来油煎蛋，有人送来干咸鱼。
晚上，我们去大教室观摩他带来的张元的《儿子》。当时，有一个小孩正在看动画片。有人就要赶小孩走，被他止住。他说，我们拍的电影还不是为了这些小孩吗？这样，满教室的人都一道陪着那小孩看完动画片才开始看《儿子》。这是一个关于一家两代人酗酒的故事。电影完全是纪录片的风格，男女主角全由当事人扮演。
那天，他穿着一双布鞋，很晚了，几个同学陪着他走到十里屯去赶乘长龙车。女同学们说，真想不到，导演竟然不打的。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丁建城。
在扬州，有一天，我接到一个传呼，说丁建城约我去"浇油"。这个传呼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碰面才明白，原来是"郊游"，而不是"浇油"。电信台的小姐弄得清"浇油、浇水"，弄不清"郊游"。我说，你拍电影可以去迎合西方中产阶级情趣，但是发呼机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
我们郊游的目的地是长江边上的瓜州。他扛了杆汽枪，说他是神枪手，负责打鸟。我负责钓鱼。中午，再让他的朋友剁一斤猪肉。我们就吃飞禽、走兽和水产。这样水陆空就齐了。那天早晨下了一场雨，土路变得泥泞。我们把车子摆在大马路上，脱了鞋，拎在手上，往一个绿树环抱的小村庄走去。路的两旁是绿油油的水稻田。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气味。很远，我看见槐树底下有一个小人向我们用力挥动草帽。这个人套了一件黄背心，一个花裤头，光着脚板，个头矮小，皮肤黝黑，一副娃娃脸，给人一种单纯的农村青年样子。
他是这样介绍的。他说，革命青年小戴，电影《纸》的赞助人。那个小戴谦虚地笑着，笑容中颇有几分得意和几分腼腆。小戴领我们参观他奶奶的住宅。这是三间旧式平房，要比一般的房子矮小，灰砖青瓦。墙角落里堆着几条席子，一堆空汽水瓶和方便面纸。小戴说，这就是丁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他故地重游显得很兴奋，指着一口大铁锅说，摄制组的人喝水吃饭全赖着这口铁锅。他说屋子中间原来还拉了一根铁丝，用布帘子隔着，女的睡在东边，男的睡在西边。
我去小河塘里钓鱼。他和小戴去打鸟。那天早晨刚下了雨，河里涨水。因为下过雨，鱼不肯吃食。我挪了几个地方，也不见效果。钓了半天，只钓了一条两寸长的小鱼。远处的空气中，时常传来一两声枪响，声音清脆，像是鞭子抽打着空气。晌午时，他和小戴笑嘻嘻地走来。他把手背在后边，问我钓了几斤鱼？我说就一条，我拎起两寸长的鱼给他看。他一愣，说，就这么一点，看来只得吃飞禽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一只小麻雀，拎在半空中，咧开大嘴笑。我们进小戴家时，小戴母亲，一个矮胖胖的女人，半个身子伏在一只木盆上，用力搓着衣服。她见了我们，站起来，把手上的肥皂沫甩进盆里。她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小戴父亲正坐在院子里一张木凳上吸烟。这是个精瘦的矮个子，打着赤膊，上身晒成深棕色，看得清一根根肋骨。他只穿了一件蓝布裤头，看见我们进来，就站起来，往屋里走，只露出后背。他边走边骂："二流子，不务正业……"
我们一愣，就止了步，像是迎头浇了盆冷水。他拉我到院子外边。小戴憋红了脸，眼里含着泪，说，你们走了，我就找他算账。丁建城说，算什么账？他是你爸爸。我记得还有些方便面在你家。我们吃点方便面吧。小戴摊开手，说，不好意思。小戴进屋去拿方便面，骂声从院墙里钻出来……
我们向公路上走去。原来小戴在银行开车，因为帮他拍电影，把单位车开出来，免费为摄制组服务，结果把好好的工作弄丢了。摄制组刚来小戴家时，农村人好奇，礼节隆重，热情得让人不好意思，可是后来，小戴父母扒算盘一算，发现亏了，亏得一塌糊涂。
我们坐在一条大河边上，啃方便面。小戴问我能否帮他找一份工作，说如果他能找到工作，他父母对他的态度就会彻底改变的。我望着丁建城，意思是这件事他得负责任。丁建城说，《纸》马上要参加国外影展，如果获奖，他就在北京搞个电影工作室。小戴可以去开车。小戴听得眼睛放电，猛啃了两口方便面。
自从那次郊游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小戴，但是，我接到过他的几个电话。他总是问《纸》在国外是否拿了奖？我的答复总是让他失望。后来电话就少了，再后来，我就把小戴这个人给记忘掉了。有一天，我骑车在马路上，听见有人喊我。有一群修路工人在往马路上浇油，把沥青浇到碎石子上。其中一人，头和四肢全蒙在牛仔布里，只露出乌黑的眼珠。他把手中浇油的喷管交给另一个工人，跑到我跟前，说，我是小戴，《纸》获奖了吗？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人比这个农村青年小戴更关心《纸》的获奖了。
1999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图书发行会。我的长篇小说《狼狈不堪的生活》和《爱情乞丐》恰好上市。会间，我收到丁建城的电话，他让我赶去参加他的《纸》首映式。我赶到住在"八一"厂附近的导演周伟的住处，首映式就在他那间著名的20平米房子里举行。许多年轻的电影同行都赶来。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国访问学者安格斯也来了。放映前，安格斯还对丁建城作了采访。他领我出门买菜。我记得他站在一个熟肉铺子前犹豫了好一会儿，咽了咽口水，说，我们请大家吃面条吧，吃得太好，会影响对电影的欣赏，会影响气氛。当然，他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我想，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钱请来宾奢侈地享用北京的熏烧肉。这就是他在北京的真实生活。
当然，导演的生活也并不是总这样灰色，譬如，他的韩国之行就有点儿浪漫。我们知道因为市报的节外生枝，他的离婚得拖上一两个月。这期间，按规定他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呆在家里，随时听候法院的传唤。他有一个摩托罗拉的数字机，号码压在了法官的玻璃台板底下。在这中间，他花了一周的时间，悄悄去了趟韩国。
他是受到韩国釜山电影节组委的邀请。我们所以保密这件事，是因为小米和法院的同志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更加不信任丁建城。你说你穷得叮叮响，怎么一会儿美国，一会儿韩国呢？他的双程车票及住宿全由电影节组委会承担，但是，这种事情解释起来总是很麻烦的。他走的时候把传呼机放在我这儿，让我替他处理一些突发事件。一周后，他回来向我说了韩国之行的感受。他说，他乘的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空姐给他的印象极差。因为前一天刚好是周末，空姐脸上的气色有一种纵欲过度的憔悴。他们机舱里的空调声音太响，空姐在舱内跑动，让乘客们很紧张，没有一种平稳的安全感。而韩国的空姐就不同，气色很好，说话温柔，给人一种东方女性健康的美。
电影节上，韩国最火的影片叫《美人》。影片的故事很简单：说了一个年轻的作家邂逅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两人天天作爱，后来，作家发现这个女子是黑社会老大的情人，就在沙滩上扼杀了这个女子。这部电影拍得像三级片似的，全是作爱的镜头，但是，画面极美，构图精巧。他们看完这部片子后，男女主角从幕后过来与观众见面，接受你的提问。这种感觉怪怪的。刚才还是女主角裸露着在你眼前作爱，现在，她衣冠楚楚，还略有些羞涩地站在你面前，与你交谈。余华，王朔，姜文也进去看了。余华很感触地说："真了不得，他在欧洲，那些看三级片的全是老头老太，而在韩国，剧场里坐的满满的青年女学生。"
在电影节上，韩国有一家《纸》的杂志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的参展影片也叫《纸》。《纸》杂志专门派一个小姐陪着他。他们的英文都不好，不太容易交流。有一回乘车，那女孩子给了他一块糖。他剥了皮就放进嘴里，可过一会儿，他又不得不吐出来，因为还有一道糖纸没剥。那女孩子笑得人仰马翻。
他告诉我，《美人》的女主角叫李宣妗。她的身体简直是完美的。他们已初步谈妥，他下一部片子《障碍》由这个韩国女主角来演。《障碍》是根据江苏作家韩东的小说改编。我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法院的调查结果对他有利，看来，不久要硬判。他说，夫妻之间闹到由别人来硬判已经没有意思了，最好是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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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女儿丁小兰送到了远在乡下的舅舅家。那天，他和小米在法院门口分手时，小米把女儿交到了他手上。小米说，我把你女儿交给你，如果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她说拼命两字时露出了牙齿。当时，女儿显然不能习惯父母这种荒诞的交接仪式。她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这样分开。她无力改变什么，只能接受。
丁小兰觉得今年是很不幸的一年，所有的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奶奶的去世，现在父母又分开，而她还得告别她的同学和老师，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读书。老师和同学都舍不得她走，几个要好的女生还哭了。他们说了她父母一大箩的坏话，只有她什么也没说。
今天是星期日，瘦西湖公园有许多游客。他们走过公园门口时，丁小兰向公园多看了几眼。因为她知道，去乡下就看不到公园了。他就决定领女儿进一趟公园。女儿说，爸爸，你没钱，就别乱花钱。丁小兰的话让他很感动。女儿很懂事，今年上四年级，每年都是"三好生"，从没要他操过心。
他把女儿放在舅舅家读书，决定过两周再来看她，看女儿在乡下是否适应。他回到家中，家里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父母的遗像挂在墙上。女儿的一张黑白照片摆在他的床头柜上。他的内心疲惫极了。
有一天中午，他去附近的校场浴室洗澡，想泡一泡，放松一下。他见一个座位空着，就准备脱衣服。跑堂的拦住了他，说这个座位有人，是哲学家的。他好奇地望着跑堂，就把衣服脱在哲学家座位旁边的座上。据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在澡堂里探讨哲学。
哲学家每天下午1点半准时进澡堂。他进同一家澡堂，坐同一个座，时间久了，这个座位就成了哲学家的专座。今天，哲学家稍晚一点进来。他在池子里泡了几分钟，然后坐到内池边上，用毛巾的角探入木格内，沾上烫水烫脚。哲学家生得一脸福相：宽额头，大腮帮子，一笑嘴往两边咧开。虽说有些肥胖，但身上肉雪白，看得出很注意保养。
他想，哪有这样的哲学家？他曾听北大的哲学教授说："人不仅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且还有思的痛苦，只有思想的痛苦才是最痛苦的。"哲学教授还提问："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他觉得是否会出现"快乐的思想者和痛苦的猪"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哲学教授也不真的知道猪是痛苦还是快乐？"子非猪，焉知猪不痛苦乎？"
他回到座位上，用毛巾把镜片上的水汽擦掉，戴上眼镜，盯着哲学家看。这时哲学家的形象比水池里的清晰了许多。他看出哲学家原来是他家的老邻居黄胖子，是穿棕绷床的。黄胖子的爷爷是穿棕绷床的好手，很出名。他爷爷过世后，这门手艺就传给了黄胖子。据说穿棕绳的手指很有力。他曾经看见黄胖子给人做弹弓，不用老虎钳，就凭手指头把铅丝扳成了弹弓。现在的人已经很少用棕床，都睡席梦思。这样，穿棕床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磨剪子、抢菜刀的等等，共同加入到淘汰的行列。黄胖子有点积蓄，就买了几处房子出租。有门面房，有住宅房。他就靠房租生活。他由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变成小生产资料的私有者。
黄胖子看见他坐在旁边，就很快乐，说有人说话了。他问丁建城，你不是在北京拍电影吗？怎么有空回家？他就诉说了母亲去世，离婚，送女儿下乡等等。黄胖子沉思良久，说了一句：做人难！
黄胖子说丁建城看上去很苍老，头发都白了，做人应当学会保养自己。他说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赌、吃、嫖、遥皆不沾边。黄胖子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骑车子到瘦西湖后门口，把车子一锁，沿十里长堤跑步，跑到平山堂，跑一个来回；7点，他去"九如分座"吃早点，喝早茶；9点，在家中练毛笔字；中午来他母亲处吃午饭；下午1点半，准时进澡堂子。他只有在澡堂里才睡得香。据说黄胖子每天下午去澡堂里睡觉是躲避下午的太阳。因为下午时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紫外线会促使皮肤衰老。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从不看，书对他是一种饰品，让他与其它澡客区别开来，就像孔乙己的长衫，终不可脱去的。晚上8点，出门散步，夜12点归。他散步线路很讲究，全是扬州的小巷子。没有特殊情况，他决不上大马路。他在小巷子里会碰见许多熟人，就拖住人家说话，或者跟在别人后边看热闹。这是他一天最开心的时候，笑哈哈的。黄胖子说校场浴室捶背的和捏脚的手艺不错，执意要请客。丁建城也不推辞。俩人并排伏在座位上，由捶背师傅"噼噼叭叭"地敲背。他问黄胖子结婚了吗？黄胖子说哲学家是不结婚的，比如康德，尼采。他说，食色，性也。你不结婚不想女人吗？黄胖子说，不想就不想了，说从前有个寡妇想男人，老和尚让她夜里把铜钱扔进床肚里，然后一枚一枚地捡，这样，寡妇就不再想男人。他练毛笔字可不是想当书法家，就是为了不想女人。黄胖子还讲了个谈对象的故事：黄胖子的同学执意要给他介绍对象。他回不过面子，就去和女的见面。那女的是个老板，40多岁，离婚的，前夫是农药厂厂长。他们见面的那天，女的长发飘飘，骑一辆大踏板，还刻意打扮了一番，穿黑色的落地长裙，里边是白裤头子，多远就能看见。那女的对黄胖子的长相很满意，宽面大耳，天庭饱满。女的唯一不满意的是他穿的鞋子。她要他穿皮鞋，别穿黄帆布的军球鞋。黄胖子总共与那女的见过三次面，都是喝咖啡。女的说她有一个饭店，忙不过来。如果他们结婚，就把饭店交给他管。女的还说他前夫怎么了得，是当今市长的红人。黄胖子就说，"世事都因忙中错，好人半从苦里来。"并问女的，这诗是谁写的？女的说不晓得。黄胖子就说是曾国藩写的。他又问女的，知道曾国藩吗？女的说不知道。黄胖子说，你连曾国藩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自豪的。黄胖子站起来就走。后来，女的跑到他同学跟前告状，说他们见过三次面，都是离得远远的。
黄胖子找对象的故事让他很开心。那俩个捶背的师傅敲得起兴，敲得节奏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他只觉得胸中一股郁闷之气，沿着经脉向四肢扩散，随着声音消散在空气中。
黄胖子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释、道，三位一体。佛教说四大皆空：贪、痴、嗔、颠。丁建城如此痴迷于电影，犯了"贪"和"痴"的错。电影都是说男男女女的事，当然，世界如佛教所说的是色界，凡人难以解脱，但是，这种色界不过是一种虚幻吧。生活的真谛是一个"无"字。丁建城所做的不过是一种自寻烦恼。
黄胖子的话让他很迷茫。他想，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不甘寂寞，不想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现在，寂寞而又平平淡淡的生活却成了一种奢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
回家的路上，他心情很好，脚步轻松，可是回到家中，竟然生出一种寂寞，产生出虚无的感觉。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傻瓜吗？生命倒底该怎么样度过？生命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他望着墙上挂的他从前画的油画《帆》，想起莱蒙托夫那首诗。现在，他明白了，什么是"它既不是寻找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这种"幸福"是澡堂子里的幸福，一种犬儒主义的人生观，而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的路。他是"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详！"
他明白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从澡堂子里滋生的病菌。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正侵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贪图安乐，享受，缺乏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乌龟哲学，犬儒主义……
学校开学后不久，他抽空去乡下看女儿。他带了几瓶扬州酱菜，捎给舅舅舅母。虽然他和女儿才分手几天，可女儿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女孩。她和那些农村孩子一道，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走五六里的路，去一个乡村小学念书，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他问女儿有什么要求？女儿说，想到书店去看看书。这样，他就借了辆自行车，驮着女儿，骑了30多里地，来到如东县城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女儿呆在书店里看书。他逛了逛小县城，理了发，等他回来时，看见女儿已经站累了。她一直是站着看书的。他就给女儿找了一张小凳子，让女儿坐着看。父女俩在书店里呆到下午3点。他说，可以给女儿买一本书，结果女儿挑了一本便宜的，有彩图的《安徒生童话》。
父女俩出门找饭店吃饭。女儿说，爸爸，我买了书，你又没钱，不吃吧，我们回家再吃，外边吃饭贵。他说，饭是要吃的，我们可以吃简单些。他们找了几家饭店，后来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吃了份饭，3元钱一份，饭尽吃，还有一汤一菜。和他们一道吃饭的是附近的拖板车的民工。民工们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知道是个读书人，就很敬畏地看他们父女。
他离开乡下时，关照丁小兰，要和农村同学搞好团结，不要想到自己是城里人，不要显得特殊。他说，如果他在北京站稳脚，就来接她。这句话让他觉得有点忧伤，因为10多年前，他离家去北京闯荡时，也是这样对家里人说的。
后来，他在扬州还呆了一些日子，和搞摄影的杨大师在一道。他离开扬州前去了一趟新生街，因为他听说城市西迁，有许多老建筑不久将要拆除。他和杨大师拿着摄相机，四处照照，生怕漏掉什么。有一回，有人看见他脱光了鞋，(下转第68页)(上接57页)走在新生街的石板路上，"叭嗒叭嗒"走着，走了好几个来回。
再后来，他去了北京，还把那个从不出家门的杨大师也带去了。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
作家：你好！
今寄韩国女孩子的电子信箱给你，你可以写信给她，请她从汉城把我和她的合影照片寄来。你就可以看到韩国美人了。
星期天小雨，我们在南京见了几个制片人，约好我导演一部环境电影。我和杨大师有了小酒小菜一顿，喝得大师小脸泛红。夜晚乘70元票价的火车北上，挤在民工群中，思想心中的艺术世界。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下了一场雪，我和杨大师在五棵松摄影材料城转了一圈，到总政大院我的剪接工作室吃晚饭，房里没有暖气，做了一大锅大白菜招待大师。我和大师尝到北国粗饭的愉快，两人的菜饭一起共1.50元。
今天看望几位热爱电影的艺术家，住在香山脚下老北京四合院里，长着小红树的院子，白菜涮起羊肉，电影就这样聊起来，看来搞电影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寒冷的京城，很多艺术家在奋斗着，生存着，活着。杨大师这几天跟我走访了一些哥们，常常是小酒小菜一顿。杨大师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电影的对话，有点不想回扬州……
2000年11月16日2时
作者简介
申维，1964年生于古城扬州。1986年毕业于淮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活宝》，长篇小说《天堂狼吻》、《狼狈不堪的生活》、《爱情乞丐》等。(责任编辑章德宁 萧夏林)(全文完)(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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