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岩

　　天津地处三岔河口，九河下梢，本是一座水陆码头。由于这里是南、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是舟车必经的水旱码头，南漕北运，时间长了便慢慢地繁华起来。

　　明永乐三年，燕王朱棣下令在津设卫筑城，因这里曾是他昔日率兵南下渡河的地方，意取天子经过的地方，遂赐名“天津”。起先，城内主要驻扎的是三卫军队，作为北京的咽喉，它主要起的是防卫作用。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大量的移民迁入，便逐渐地转变为一个商业城市来。原来的老城并不大，分东西南北四条街，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五方杂处，风俗各异文化杂糅。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八国联军破城而入，强划租界，在老城周围建起了成片的租界，并于1900年下令拆除了天津卫的城墙。从此天津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西方文化的强行入侵，冲击了天津卫延续几百年的风俗习惯。城时的小脚辫子裹腿灯笼马褂扳指烟袋驴马车轿与城外的卷发雪茄电灯怀表足球小汽车相互浸染，形成了天津卫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特征。这些特征伴随着近百年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时至今日，天津已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高楼如森林般的耸立，汽车像甲壳虫般的穿行，老城被围在钢筋水泥之中。城里人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变，电脑算盘高跟鞋喇叭裤、二胡杠房迪斯科上网下岗办文凭，鲜陈洋俗新旧交替，于是我开始舍弃另类，用平和的心态观察这座城市，拍摄天津卫的生活，记录它的变化。

　　访谈

　　笔录/严志刚

　　《新周刊》：你并不是天津人，在这个城市呆了10年，对它有什么样的认识?

　　王晓岩：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原来在陕西的一个油田工作，喜欢摄影，后来就辞了职到天津工艺美院来读摄影，毕业以后就留在这里开了一个摄影工作室。比起北京城和大上海来说，天津这个城市历史不是很长，到2004年才600年的历史，天津卫是明朝时候为了防卫北京设立的一个军事单位，一个“卫”才5000人，天津是在三卫军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城市的文化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殖民文化、商业文化和码头文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码头文化，码头上的都是苦力，必须靠打拼才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折射出来的这个城市和市民的性格特征是既粗旷直爽同时又势利。

　　《新周刊》：天津改变了你吗？这种改变也许更有利于你的拍摄和理解。王晓岩：我想天津无法改变我。我以前拍摄的题材都是陕北的农村题材，这是我的第一个城市题材。我在这个城市的前七八年没有一点感觉，是带着猎奇心态来拍摄它的，经常遭到攻击，相机被抢、胶卷被毁。一直到近两三年，我对这个城市已经非常了解，熟悉了这里的市民，交流非常自如，拍摄才算真正开始。

　　《新周刊》：你一半的时间花在商业摄影上，另一半的时间用来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无论是时间或者思考上都会有冲突，解决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会不会很困难？

　　王晓岩：拍广告完全是按客户的要求去做，有一种被人驱使的感觉。在工作室，我支着三角架，用的是4×5相机，一点点的调着灯光。做完这一切，走上大街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了，有的时候得走上几个小时知觉才慢慢恢复，这个心理上的转变过程一开始非常艰难。一般来说，在我生意忙的时候，我是拍不出什么好东西出来，往往是我生意淡的时候，是我拍出来的照片感觉最好的时候。商业摄影带给我的唯一好处，就是我会把这个题材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必须很严谨地做计划，一天强迫自己要拍完几个胶卷。早上七八点钟太阳一出来我就出门，不拍完就不回家。

　　《新周刊》：做一个自由摄影师对于许多中国摄影师来说是一个梦想，没有了媒体和编辑的限制，自己选择自己喜爱的题材，你觉得这种状态前景如何？

　　王晓岩：在中国做一个纯粹的自由摄影师你只会没有饭吃。你要花两三年的精力、金钱和时间去拍一个题材，然后再自己出钱去出版，即使有稿费，也是一两千块钱。摄影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编辑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对图像的理解问题。我一次参加一个摄影赛的评选，最后一等奖给了一幅《四朵花》的作品，拍的就是四朵花，这非常符合中国普通人的审美情趣，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悲凉。

　　《新周刊》：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中国摄影师在拍摄一些城市题材时，仍然喜欢用黑白这种形式，实际上我们周围的生活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啊。

　　王晓岩：对于我来说，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一年至少要拍摄400个胶卷，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基本任务；其次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片色彩打动了我，非拍彩色不可。我个人的习惯对黑白的感觉强烈一点，特别是大街上拍照，过多的色彩会扰乱画面，分散观看者的注意力，使我要表达的东西削弱。我下一个题材准备去拍渔民，对我来说，那是有色彩的一个专题。

　　《新周刊》：你刚才也提到，关于天津卫这个专题，你已经有了大量的底片，这些影像都曾经吸引你按下了快门，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做最后的取舍呢？

　　王晓岩：首先是视觉冲击力，并不是每一次我都能把握到最佳的时机，很多时候一天也没能有一张好照片，按下快门只是对自己的一种交待，有些场景我甚至拍了很多次，守株待兔的结果是你可能拍到比上一次更好的瞬间，一张照片有没有拍到你当时是有感觉的，发生这种情况时我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把胶片剪下冲洗出来；其次在选择上要有一些跟时代吻合的细节，比如场景、服饰、路灯杆，这些时代特性的细节让照片以后看起来会充满怀旧。

　　《新周刊》：你是抱着一种记录的心态去完成这些画面，不过我在观看你的照片时总是发现，你捕捉的瞬间总是非生活常态的那一刻，让我感觉你一定是先对画面的形式有最本能的反应，然后再去考虑照片在文献上的价值。这些影像带来的悬念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标准？

　　王晓岩：确实如此。每个人对社会的看法对事物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不希望我的照片太过像新闻照片，明白无误地诉说一件事，这可能误导读者。我希望给点想象力给大家，通过我的影像去了解这个城市，然后进行自己的思考。

　　《新周刊》：现在中国很多摄影师都去关注周围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兴的现象。但带来的问题就是，在展览会我们看到的照片都是大同小异，“莱卡相机+黑白+最佳瞬间”，努力弥漫出来的人文色彩。我觉得你也是在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你觉得你的影像有自己的风格吗？

　　王晓岩：这是我最苦恼的问题，我找不到一种摄影语言。其实我很明白我还没有走出对国外摄影师的一种模仿，最好的结果就是你可能模仿得比他还好，或者你用他们的方式拍了他们没拍的天津卫。虽然模仿并不可耻，全世界的摄影师都是这样进步的。今天当我们打开网络，你会发现，摄影中的各种题材各种形式都有人做到极致，除非你有绝对的超越。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也只能是一个摄影工匠。

　　《新周刊》：跟大多数摄影师相比，至少你发现了问题，这意味着你将有一个重新开始啊。

　　王晓岩：接下来的三年，我把它当作是一场“赌博”。我也许应该不去跟别人交流，给自己很多理由去完全推翻自己，再也不去像从前那样按下快门。

　　《新周刊》：记得你说过曾经用一种“另类”的方式去拍过天津卫？

　　王晓岩：尝试过。刚从陕北到天津，非常不习惯城市里的那种漠然、高节奏、忙碌、嘈杂、争执，陕北是一个人与人关系非常融洽和纯朴地方，而城里人却经常为了一点小事缺乏宽容，那时候尝试过用鸟瞰、慢门等一些方式去表现城市里的孤寂，后来看了天津另外一个摄影师莫毅的作品《狗眼看世界》，他是把相机倒过来，贴着地面去拍那些纷乱的脚步、自行车，人与人之间漠然的表情……看了他的照片，我觉得他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都做了，而且拍得很到位。

　　《新周刊》：如果只能选一张照片来代表你，你会挑选哪一张？

　　王晓岩：只有一张啊？虽然我真的很喜欢那张在海河里游泳的那一张，大部分编辑也会选这一张。但我想最后我还是会选驴头那一张，那是在天津最好的饭店旁边拍的，我曾经臆想过在这里会出现这个场景，后来真的就出现了。当时我的相机里只有最后一张底片了。

　　《新周刊》：真是很奇怪，我觉得这张照片只是一个简单的对比啊。哦，我似乎有点明白，你一定是把这头驴当成了自己，闯入了天津卫这个不属于自己内心家园的地方。

　　王晓岩：在陕北，驴是多么亲切的一种动物啊!我喜欢这张照片，是跟我的生活经验分不开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这张照片是一个开始，我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开始甩脱以前的思维方式，要找到我自己的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