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那

　　苏三说她在出“期刊”，半年一期。开始研究“文明同源说”至今才2年多，从《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向东、向东、再向东》、《历史也疯狂》、《锁定红海》到《难以置信》，已经出了五本，据说第六本书已经完稿，“可能很快将进入出版程序”。苏三的出书速度已“广为公众诟病”，成为许多人攻击她“不严谨”的一个口实。研究历史向来是“国家

大事”，到了苏三这里，已经丢下道义的重担，成为个人行为。历史研究成了一种个体生命所能体验的纯粹乐趣，不花国家一分钱，却硕果累累。短短两年时间，苏三从门外汉变成文化学者，她的“西来说”新奇大胆，占尽风流，因而得到民间、互联网和出版界的普遍声援，著作等身。这对业内那些一辈子放不出个臭屁的所谓历史学者和文化官员无疑是天大的讽刺。

　　朱大可在《文化口吃、自由史学和历史真相》里，把苏三和顾颉刚做了对比，说苏三比她的前辈幸运，她躲开了集权主义时代的学术迫害，成为新世纪的历史叙事者。其实苏三比她的前辈“聪明”。一开始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呼吁者，学者所要求的学术和文字规范不为她重点考虑，她的目标就是呼吁社会的关注，改变社会的历史观念。细节上做得好不好她不在乎，只要求大方向上正确就可以了。众所周知,认识到“西来说”的可能是一回事，具体把“西来”的途径给找出来论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苏三的工作渐渐超出了一个文化呼吁者的范围，从《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后——她很快找到了问题的主线，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苏三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

　　对历史产生错误的结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拒绝睁开眼睛，拒绝开放，拒绝及时更改错误。一个成熟而诚实的史前史研究者应该时刻抱着开放的态度面对新的结论的来临，但有些中国的研究者并不是这样，在他们那里，史前史是铁板一块，其结论已经不可修改，一旦面对质疑不是惊慌失措就是极力掩盖。

　　中国史前史领域的某些元老公然拒绝承认DNA得出的中国现代人来自非洲的结论。“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根据就是东亚人类独立起源，一旦承认这个DNA结论，“文明独立说”自然就坍塌了。中国的历史学界大概是唯一极大传承了中国学术传统的一个学科，是一种“家学”渊源，很少有人能够跳出来独立思考与探索，尤其在大的方向性问题上这个弊端就更是明显。苏三从一开始就知道中国的这块历史文化研究存在着很大漏洞、很多问题，那里是个黑洞，有一些“严谨”的学者就一直驻扎在里面。这正是苏三的可爱之处，她就是要拿“西来说”说事儿。

　　苏三是个文化人。新浪2004年度文化人物评选，苏三排名第九。香港媒体称苏三为大陆最具影响的文化学者。在这方面，苏三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她很谦虚，说自己至少不是个好的文化人。自然，如果从文字功力、职业走向、专业水平等方面来看，苏三的确不像个传统的文化人，但毫无疑问，这些缺陷反而成就了苏三的大器。苏三的“第三只眼”看到了一幕惊人的大戏。与此同时，北大教授李零号召大家“把业余做成专业、把专业做成业余的”，算是无意中为苏三的“文化叛逆”做了个呼应。任何口号或民谣其实都是一个时代的总结，苏三也算是被这个口号“总结”进去的一个人。一个文化人把一个业余爱好做到这份极致，也算是对自己有了个交代。

　　陈启文《太平土》里，说主人公岳太平种地，种到后来，把锄头忘记了，把地也忘记了，是锄头自己在锄地呢。人不可能把什么东西老是记在心里，人走路时要是老是记着是用两条腿在走，吃饭时要老是记着是用牙齿在啃呀嚼，想想那该有多累，多别扭。一个农人要是种一辈子地，心里老是搁着那块地，是种不下去的。种地种到岳太平这样子，就不是用力气了，是用神经在种，一切全凭天性驱使，锄头、镰刀、犁、耙，这些手里握着的木头和铁，仿佛都有了生命，听使唤了，有人味儿了，它们会模仿人类的动作，会帮你把地里的一切活路都干好。连地也是这样，会主动迎合你，响应你，你手里挥舞的农具令她感到是一种超度，一种神往。苏三治史前史，可以说治到了老农岳太平的境界。

　　大凡物不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套用冯小刚夸奖刘震云的一句话：苏三不是自己在写书，是老天借苏三之口把历史真相告知天下啊。业界衰微，苏三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天将以苏三为木铎。其弗信矣乎？

　　(《难以置信——殷商与腓尼基人》，苏三著，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老那，湖北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已出版长篇小说《生死海关》、《城市蜿蜒》、《面朝大海》。中、短篇小说散见于《花城》、《广州文艺》、《佛山文艺》、《芙蓉》、《小说月报》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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