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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叫的鸟笼——给南体迟到的祭文

http://cul.sina.com.cn 2006/05/08 13:19   新浪文化

  文:阿拉丁

  他死的时候,有个朋友在msn上问我:“难道你不为他的寿终正寝写点什么吗?”那时我已栖居北京,满足于这份工作为自己带来的收入和安逸,无端地对一切生命的终止麻木不仁,我的回答是:如果谁死了都要写篇祭文的话,岂不是太浪费纸张?

  我不是潘岳,没有他的美貌、他的善感多忧,更没有这孙子写悼文的本事。因此,我决定不做死人的生意。影影绰绰的原因是,在这样一个随时都有人为所谓理想做祭品的年月里,一份报刊的消亡实在算不得什么。

  他的学名是叫做《南方体育》的,我和他之间发生的全部关系就是曾刊登在这沓新闻纸上的若干篇专栏和千元左右的稿酬。我对他的全部了解是:以有趣对抗无趣,一份把王小波的脑袋硬塞进肌肉棒子中的报纸。至于南体的人,我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一群瓦西里•菲维伊斯基式的愚蠢而单纯的失败者,无原则地信奉智慧、无原则地笃信上帝,却因为上帝不买他们的账而不知所终。这后一个上帝并非读者,而是整个时代,一个现实的、排斥一切智识及有趣元素的时代。这个时代雇佣的杀手名曰有吾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杀手手中的刀名曰广告。

  最终这些不是对手的信徒之身份嬗变为陪葬者,“以有趣对抗无趣”和“跟他们不同”这两句口号则成为新闻人在百年之后识别《南方体育》的“黄肠题凑”。这样的哀荣,死便死了,总还算值。

  一年多前的那个秋天,我从这群未来的陪葬者之中“抢救”出一位好友,他北上之前和我在电话里谈了很久,话题是关于南体、关于理想、关于他自己的取舍等等。当我和这位脱离陪葬者命运的好友成为同事的四百天之后,早已是晚春的北京不知廉耻地刮起黄沙漫天。我和阿乙含着一嘴沙子在凌晨时分来到当初为他接风的小酒馆,喝送行酒。他将去的地方在我的理解中是个未知数,而他离开的决定性原因就是为了这一回终于“立雪程门”。

  才想起,那一小撮南体的陪葬者也是“程门”的信徒,殉的是“一贯道”。

  才想起,为他写专栏的时期是最不负文责的时期,为他写的文字是最放荡、放诞、放肆的文字。

  我说兄弟再干一杯吧,我真要感谢你还在广州大道中的时候给了我机会,让我能在这张新闻纸上干湿不忌地撒过把野。我补充说这年头在新闻纸上撒野的机会太少太少了,那个著名的流氓刘原如今也只有在铜版纸上拿捏着喷射,遮莫是纸张厚度不易被浸润穿孔的缘故。

  在这本尚未付梓的《玩死足球》里,最熟识的兄弟除了我刚刚送走的阿乙就是刘原了。他北上为资本家扛活已近一年,却悭啬一面。刘原把他和他的幼齿藏娇在遍地是富翁的海淀,而我则蜗居在贫民集聚、满墙“拆”字的宣武,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影像还停滞在广州大道中北侧的一家以“客家鸡”为

招牌菜的潮州馆子。那天,广州的空气像一整块板结的牛油,憋闷得路人几近窒息。我和刘原、阿乙坐在冷气充足的包房里啃着鸡腿、饮着珠啤、聊着不远处的那幢“跟他们不同”的白色小楼。那时南体正靠一剂“欧洲杯”猛药的刺激活得不知死之将至,那时阿乙还没动过北上的念头,刘原还在回来的路上与阿村老师开着玩笑,让后者把润笔再得高到可以同时支付给三个杨箕洗头妹,似乎一切都稳定无比,毫无松动迹象,一如那时广州牛油般板结的空气。

  前几日,我翻出了一本南体的欧洲杯特刊,准备从中窃取一些用于世界杯的灵感。我在缭绕的烟雾中阅读了其中几篇文章——这群陪葬者当时所作的不是最好的体育,却是最不排斥创意的体育。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

  此为象征的力量。就像他的整个存活期,这个叫南体的东西死后即成为一种象征,曾浪漫、曾精巧、曾肥沃。但,没有哪片土地可以生长出马车,再精巧的鸟笼也不会鸣啭,象征是美好的,但现实是美好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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