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从两个蛋开始》能让人笑出声

　　记者：您作为人才被深圳引进，担当文联副主席与作协副主席职务，最近在写什么新作？事务性的工作是否和创作的工作环境有冲突？

　　杨争光：文联副主席与作协副主席都是挂名的，不承担具体的行政事务工作。我的实际身份是文联创作室的专业作家，文联没有给我规定具体的创作任务，写什么，怎么写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最近什么也没写，休养生息，但很快可能要写一个电影剧本。

　　记者：您发表于２００３年的长篇《从两个蛋开始》出了台湾版，他们怎么看这本书呢？怎么想到要引进版权？

　　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在台湾出版是朋友的推荐。他们有几段话可以作为他们对这本书的一个代表性看法：“以一个村的发展见证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时间从四零年代末到现在，以小见大，在黑色喜剧的氛围下，举重若轻，展示时代和人的本相。”“用独一无二的透彻、犀利和诡谲目光，写下这部令人叫绝的长篇小说。全书共分三十六节，每一节都可以设为独立的小说，符驮村五十年的历史，串联在每个故事之中。透过一个个富有意味的场景，饮食男女的情事性事，戏谑嘲讽地裸呈在读者眼前。”“剥开历史的谎言和荒谬，用幽默书写悲剧，笑中带泪，让人毕生难忘！”

　　和大陆版本相比，多了一篇“符驮村近五十年大事记”。符驮村虽真有其村，但人和事都是小说家的虚构，所谓的大事记也是有虚有实，煞有介事的。

　　记者：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似乎不见得受读者喜爱，却受评论家好评，比如今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多部作品都是写农村的，您怎么选取创作题材？这部小说有很多读者并不了解，是写什么的？据说您自称这部书为“一个人的编年史”，怎么解释？

　　杨争光：以题材给小说分类从来都是评论家的一厢情愿，比如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等等，大概是为了好说吧。写小说的人似乎不太这样来界定他们的小说，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要写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农村人和城市人有区别，但还都是人。写农村人的小说也不见得不受读者喜爱，阅读是一种交流，一种窥视，我相信不管写什么人，写什么事，只要智慧有趣，读者都会喜欢的。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家，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有农业文明的气象和血液。写家（作家）和说家（评论家）也不例外。写农村的人和事的小说和写城市的人和事的小说相比，更有重量，更智慧，更有趣一些，读者的认同更容易一些，这似乎是一个事实。当然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新的写家和新的读者有新的兴趣，新的说家还没有成气候，已成气候的说家都是新时代的旧人，旧人喜欢说旧事，也属正常。

　　我写什么都是按照我的兴趣选择的，当然也是我熟悉的，我能把握的，我觉得有意思的有趣的。

　　《从两个蛋开始》，按你所说的，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写的是一个村庄五十年间发生的人和事，我觉得它很重要。“一个人的编年史”是别人的说法，但我也认同。还没有人用小说的形式认真地梳理过中国的这五十年。当然，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解读和重构，我的梳理是按照我的兴趣和方式完成的。

　　正如你所说的，这部小说还不为许多读者了解，但我有自信，了解需要时间和过程。阅读一本书也许是一个偶然的选择，我把这看作缘分。还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写作的过程可以是苦涩的，但阅读必须愉悦。我希望阅读这部小说的朋友在阅读的时候能笑，最好能笑出声。我以为这是我获得自信的惟一来源，也是我珍惜读者选择的惟一方式。

　　■我写电视剧也不纯粹是为了钱

　　记者：你最希望自己的作品传达给读者什么？

　　杨争光：小说里所写的都是我希望传达给读者的，否则就不写，没有“最”。

　　记者：你的长篇《越活越明白》被有些评论者认为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拘谨、干瘦，缺乏想像力”，是写的什么？你自己认为呢？

　　杨争光：判断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失败是很困难的。认为《越活越明白》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自有他的道理。面对读者的感受和判断，作者的任何辩解都是苍白的，代替作者说话的只能是他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叫安达，救世的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中国的读书人的自我认定。他和社会合谋，塑造了自己的生命历程，直至中风失语，以遗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理想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设计：一、不开追悼会；二、丧事从简；三、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里。《越活越明白》写的就是这个吧。说实话，《越活越明白》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我真说不准。

　　记者：陕西作家有着很强的创作实力，也名声在外，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自是代言人，年轻作家中在全国有影响的却不多，您是一个，您怎么看陕军的创作特色？担心后继乏人吗？

　　杨争光：把作家按地域划分叫做什么军什么军，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听起来好像军阀在检阅他的军队。事实上一个地域的作家创作的个性和风貌都是各不相同的，都有自己独特的几把刷子。写作不是一场赛事，也不是组建军队，写作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人为的组织和训练很少收到功效。后继乏人不乏人应该是自然的，担心也没有用。

　　记者：你最早是写诗闻名的，现在诗歌创作明显不够红火，有人说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要多”，您怎么看？

　　杨争光：诗不够红火，小说又何尝红火？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奢侈品，在一个崇尚物质，讲求实用的时代里，务虚的东西如果红火的话就不正常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也没关系呀，毕竟还有人在写，也毕竟还有人在看，反正诗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当车坐当房子住，它不过就是诗。也好，这样的处境可以让诗清醒一些，不再发烧感冒，更不再癫狂，不再以为人离了它就没法活一样。但有人需要它，所以它还存在，并没有离开现场。

　　记者：你的文学之路走到今天，回首来路，自己认为算走到哪儿了？

　　杨争光：走到半路上了。

　　记者：曾说过写电视剧是为了挣钱，而写小说则是为了真正的文学，有许多作家如阎连科等都是这样的生存状态，这种现象是否有些不正常？

　　杨争光：我说过写电视剧与挣钱有关，但我写电视剧也不纯粹是为了钱，写电视剧也是一种写作，写作总是有原则的，不是所有的电视剧我都愿意去写。在国外有好多作家一边做生意，一边写作，这种现象是否正常呢？

　　■臆想读小说的

　　和看《水浒》电视剧的一样多

　　记者：人们知道你更多是因为《双旗镇刀客》、《水浒传》这类影视作品，相反，许多“纯文学”作品却并未被大众所熟知，您是否感到遗憾？有一种说法叫做：不为我所知，就等于不存在。一部作品毕竟还是希望被更多的人读到。

　　杨争光：没有遗憾，但有过臆想：如果读我小说的人和看《双旗镇刀客》、《水浒传》的观众一样多，那该多好。这很可笑但确实这么臆想过。就作家和阅读的关系来说，“不为我所知就等于不存在”的说法似乎是成立的，如果改成“不为我所知就约等于不存在”我就完全同意。

　　记者：西安与北京都是古都，如今生活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城市深圳，你从文化与生活两方面感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习惯了深圳会在此终老？

　　杨争光：西安和北京都是古都，但都在改革开放啊。当然，和北京、西安相比，深圳是新城市，它年轻，似乎更具活力和生气。还有，空气湿润，一年四季有花有草，养眼啊。前七八年来深圳的时候街道上的美女多，现在似乎少了，问深圳的朋友，答曰：老一代的美女老了，新一代的美女跑到长三角去了呵呵。是否在此终老，我不知道，以后的事谁能说得清。我老家人有一句话叫做“过河么脱鞋，上山么打柴。”视情况而定吧。

　　记者：深圳的文学创作有什么特点？

　　杨争光：我来深圳真正居住是从今年开始的，至今七个多月，连方向都还没搞清楚，对深圳的文学创作进行评价非我力所能及，这应该问深圳的作协主席。

　　记者：有人说浮躁是当今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毛病，您有吗？

　　杨争光：有啊。在一个浮躁的时代，你不浮躁行吗，谁愿意被时代抛弃呢。这样说似乎有些调侃，但确实是事实，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浮躁的人里我算不浮躁的，在不浮躁的人里我算浮躁的。

　　记者：下一步如何调整你的创作步伐？如果给自己定位，您怎么评价自己？做个一流作家？

　　杨争光：步伐就不调整了吧，一步一步走。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边缘人。

　　记者：对您来说，生存与创作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

　　杨争光：有吃有喝，有余裕，有朋友聊天，写想写的东西。

　　■采访手记

　　杨争光最初以诗歌闻名，他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赌徒》、《流放》、《棺材铺》深受文坛关注。而他的大众知名度则同样来自影视：电影《双旗镇刀客》在日本获奖，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水浒》也出自他的手笔。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向我提议与杨争光对话，作为陕派作家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杨争光当之无愧是最受瞩目者。前段时间去广州采访以为能顺路去深圳采访他，结果没能如愿，虽然已经和他联系过。作为深圳文联副主席与作协副主席，他自言“最近什么也没写，休养生息，但很快可能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而我知道《收获》杂志刊登过他的四个中篇、一个长篇和几个短篇，２００３年第三期推出他耗时二年完成的长篇《从两个蛋开始》，近日《从两个蛋开始》台湾版出版。

　　信报记者 李冰／文杨争光／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