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巴金逝世后，我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阅读了他的晚年力作《随想录》，再一次被他的勇于自我反省、自我忏悔的伟大人格所感染。具有这种“世纪良知”的人虽说是凤毛麟角，但也绝非仅有。这里，我想介绍三位文化老人——

　　散文家刘白羽生前曾为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而深深不安和惭愧，以至于公开谢罪。事情缘于《长城》2001年第一期的一篇6万字的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这篇徐光耀倾心创

作的回忆录，以“反右”为背景，记述了被打成军内“右派”，直至送往保定农场改造的全过程。刊出后，年登八秩的刘白羽于3月29日写信给徐，认为这篇文章“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并深深自责，“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致，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为此他表示：“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得知“绿原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他在《绿原的诗》一文中除了表示祝贺和致敬之外，还心情沉重地写下了这段文字：“首先我想为我在1955年6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配合反胡风运动的政治讽刺诗《就在同一个时间》（诗中对绿原先生和众多所谓胡风分子做了诬蔑伤害），再一次向绿原与别的已故和健在的受害者，表示由衷的道歉。”

　　鲁迅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陈鸣树在上世纪末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公开对青年时代的那几篇“紧跟”文章表示忏悔：“我不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些文章至今想来还十分内疚和汗颜，对为我涉及的前贤与时贤表示深深的歉意。”在“陈鸣树学术活动50周年”庆典上，他执意要在主题报告上加上一段青年时代的“误读”鲁迅的文字，以示忏悔。

　　面对历史，尤其是面对自己不甚光彩的历史，能够公然地不加任何掩饰、任何推诿地示众，对自己的过失、过错行为主动负责，并对受害者（主要是名誉上的受诬）深表歉意，这是需要人格勇气的。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上述三位文化老人同巴老一样，不愧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即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日臻成熟的知识分子。

　　固然，任何历史的错误都是有特定的时代因素。但作为一个亲历亲为者，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历史负责，不能用时代因素和体制因素来作挡箭牌，更不能以学识、思想的限制来开脱自己当年的过失、过错。

　　揭开自己身上最痛苦的疮疤，把内心最隐秘的东西（有的甚至受害的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坦然公示，无情地拷问自我的灵魂，这是三位文化老人忏悔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自觉反省，不文过饰非，一个人才能少犯错误，才能不断走向自强和成熟。而这种勇敢精神的熔铸，是需要科学理性的支撑，需要坦荡无私的胸襟和自重自爱的基石。人们往往碍于“面子”而羞于忏悔，使人格成熟放慢了“脚步”。不是吗？《南方周末》曾开辟“新忏悔录”专栏，刊登过几次参与打砸抢迫害老师的学生的反思与谢罪书，后来此栏目“夭折”，这恐怕是乏于后继而断于稿荒吧。

　　《论语》云：“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对那段历史，国人一不要遗忘，二不要回避，在审视历史原因的同时，也拷问一下自我灵魂。惟其如此，巴老的“十年一梦不再重来”才不会仅仅是一种善良的企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