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辉

　　江青在1974年来天津之前，并不了解小靳庄，也不是为了树小靳庄这个“典型”而来，是来天津抓“儒法斗争史”宣讲活动的。当时的市委，根据《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及有关文章，在第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市直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了在批林批孔中要研究“儒法斗争”问题。铁路分局天津站得知这一精神，通过南开大学工宣队的关系

，派了几位同志参加南开大学举办的“工农兵批林批孔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经市委常委批准的）。天津站的领导研究了从南开大学带来的儒法斗争材料，认为运动要进一步深入，可以从研究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入手，于是成立了一个儒法斗争史研究宣讲组，编写《儒法斗争简史讲稿》，并进行宣讲。之后写了总结报送天津铁路分局党委、市委宣传部和市生产指挥部，但均未引起注意。新华社天津分社得悉后，作为“国内动态清样”稿上报总社，总社又作为“国内动态清样”报送中央政治局。

　　江青看到这份“国内动态清样”后，立即抓住，于6月16日指使其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在京的王曼恬（王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并调文化部担任领导工作），速将天津站的“讲稿”报来。当晚10时，王曼恬将“讲稿”送交江青。江青说：政治局已经批准她去天津，要王曼恬马上回天津作准备。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给市委打来电话，说江青要来天津，纪登奎同志一起来。17日晚，江青和其他人以及“理论班子”来津。19日晚，在干部俱乐部大剧场召开批林批孔报告大会，听取天津站工人理论骨干的宣讲。在与会人员坐定后，我先上台宣称今晚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会议注意事项，确保会议万无一失。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我在后台侧面看到江青在台上喝矿泉水，那个年代喝矿泉水是少见的。江青开头就说：“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当时对她这种说法真不理解，孰能料到，这是风起于青萍之末，预示着将要刮起一场夺权的风暴！

　　江青这次来天津后，提出要选一个农村的点去看看。前年，一位来津的美国访问学者问我，江青去小靳庄是否为王曼恬推荐的？我说不是，王并不了解农村情况。当时市委主要领导人向江青介绍了四个学大寨的先进点供她选择，其中有西郊区的房庄子、东郊区的赵沽里、静海县的杨家园和宝坻县的小靳庄（这里叙述当时的情况均用原“郊区”、“县”的称呼）。市委第二书记吴岱当时在宝坻县大钟庄蹲点，对小靳庄比较了解。江青听这几个点的介绍时，听到小靳庄办政治夜校，有做诗、唱样板戏的情况，如获至宝，立即决定去小靳庄。当时解学恭曾提出，小靳庄离市内很远，交通不方便，还有一段土路。但江青坚持说“骑马也要去”。定下来之后，市委连续组织人，突击修路。市委一位负责人亲自到小靳庄安排接待工作。

　　小靳庄位于宝坻县林亭口镇东南部、箭杆河畔。解放前这里因地势低洼，水灾频繁，村民生活极为困苦，是当地有名的佃户村。“大水吞门白汪汪，土地不收颗粒粮。锅盖长在锅台上，妻离子散奔他乡。”这个民谣是宝坻地区大洼地的生动写照。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走合作化的道路，村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文革”开始以后，由于村干部被打倒，人心涣散，生产混乱，使这个村成了一个落后的“老大难”村庄。1969年，王作山担任村支部书记，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决心带领群众改变小靳庄的落后面貌。他们大干苦干，改造盐碱地，硬是把箭杆河挖下一米多深，给村里所有土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河泥，使村里“旱收蚂蚱、涝收蛤蟆”的主要盐碱地块得到改良。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人少地多的小靳庄的集体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粮食产量由原亩产100多斤提高到“上纲要”的400多斤，人均吃粮也上升为420斤，每年春夏季各上缴公粮10万斤，因而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1971年9月，宝坻县委在小靳庄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推广了小靳庄学大寨上纲要的经验。于是，小靳庄继知识青年下乡典型邢燕子所在的司家庄、侯隽所在的窦家桥以及老典型大口巷村之后，成为第四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小靳庄是由于办政治夜校被江青看中的。其实，他们办政治夜校由来已久，1970年，宝坻县委在农村进行政治夜校的试点。小靳庄于1971年建立了政治夜校，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

　　政治生活中充满着随机事件。小靳庄的政治夜校本来是一项文化教育活动，王作山本来是个比较好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得到江青的“垂青”，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县委书记。他身不由己地被推上高处，但也跌得重，又曾被隔离审查……那里的村民本来过着较为平静的生活，可是蓦然竟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