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后北大最早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忆冯友兰张岱年的先生风范

　　■人物

　　陈来 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1976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

同年留系任教。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师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个人专著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义的视界》、《陈来自选集》等。

　　“跟很多同龄人相比，我比别人快了半拍：别人忙着准备考77级、78级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考研究生了……”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从小就不是离经叛道的孩子

　　我的个人历史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从我自己来讲，从小到大我的发展从逻辑上来说也是非常一致的，在一种常态的价值系统下，力求自己能够做得完美：在北京出生，在北京念小学中学，上山下乡，后来又回来。

　　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是学校最寄期望的三个学生之一，后来上中学，也是学习最好的学生。

　　我这样的一种成长线索，跟我的家庭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从小生长在外祖父家，母亲的姊妹兄弟几个人从小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我和北大的渊源很多，父亲是老北大出身，舅舅是北大的研究生，母亲的姊妹当中，在北大的人也很多。

　　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我从小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孩子，我的表现总是最能适合主流的价值系统的要求和期望。

　　我的教育背景有两个因素，一是我所在的小学，还有就是一所私立小学，是由傅作义办的，解放之后虽然也变成了公立学校，但是教员是原来的学校全盘接收过来的，校长和教员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老先生。我记得我在上五年级的时候，老师每天在黑板上写一句我们那个年级比较容易理解的论语，我还记得他第一天写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上山下乡，我去的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所在的一师在最西部，我们连又是最接近沙漠的地方。那个沙漠，只有侯仁之先生研究过，叫乌兰布和沙漠。这是多年之后我在美国查论文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侯先生在1965年写过那个沙漠。

　　那里曾经存在过一个汉代的古城，我们在那里插队的时候，远远地看去，古城就像一个大土馒头。

　　我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这四年的生活对我来说等于是把我和原来的生活连接起来了。内蒙古兵团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军队化的管理，那里原来就没有什么老农场作基础，所以结构非常单纯，完全是军人、复员军人和青年学生。虽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主要是体力劳动，但是符合我的一贯特点，我的综合表现在那个环境里还是显得比较优秀，离开的时候，我在那里做到了知识青年男生中最高的级别。

　　英语不好没敢报西方哲学史

　　1973年，当时上大学还是通过推荐的方式，我是惟一一个全连全票通过的，十六票。如果按照我在团里的表现，我上北大清华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年有了考试。我之所以没有上北大清华，是因为那一年我的成绩不够好。结果被分到了湖南中南矿冶学院，现在叫做中南大学。

　　在大学期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非常自由，我所有的专业课都是我自己学的，而不是跟老师学的，我一般是提前一到两个学期把专业课自学完，然后把其余的经历都用在学校里能够读到的文科书上。因为是自学，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当时有很多的课程，像物理化学、像微积分，都没有好的教材，我自学用的都是自己从家中带去的苏联人写的然后被翻译成中文的教材。因为是翻译，所以都不是很顺，我在自学的时候总是用自己的语言把那些重要的原理理顺一遍，这对于我以后的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就是泡在图书馆看文科书，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尼克松访华时所写的《六次危机》，还有肯迪尼的顾问邦迪所写的《出类拔萃之辈》等等。当时最下工夫看的就是苏联人敦尼克编写的《哲学史》，七卷本。可以说，在那一段时期内，我的个人兴趣已经形成了。

　　1976年毕业之后，我被分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在通县边上。到了1977年的秋天，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因为我已经读完了大学，所以就参加了那一年的研究生考试。

　　因为那一年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仓促上阵，招生的单位也少，报名考试的人也不够，所以后来推迟了几个月，跟1978年报名考试的人合在一起参加考试。当时我想报政治经济学，北京没有，只有人大有一个经济学说史专业，我对那个专业的兴趣，还没有对哲学史的兴趣大，所以就报了北大的哲学史。又因为自己的英语不好，没敢报西方哲学史，就报了中国哲学史，后来才知道，其实报考西方哲学史的那些人，英语不一定比我们好。

　　杜维明一句话被请去哈佛

　　关于跟着张岱年先生读书的生活，我曾经写过文章，就不细说了。跟很多同龄人相比，我比别人快了半拍：别人忙着准备考77级、78级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考研究生了；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在学校里教书的时候，很多人大学还没有毕业；等他们1982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博士生了；而我1985年博士生毕业、1986年破格升副教授的时候，他们还在读博士；我1990年做教授的时候，我的同龄人还都是讲师。

　　说这些不是说职称和资历，其实是想说我学术上成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1978级的研究生在学术史意义上跟前代的差别，就我个人来讲，主要是一个“接”

　　的问题：从哪儿接？接得上接不上？我入学的时候，读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书，听张（岱年）先生的课。张先生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在五十年代毕业的我们的前辈学者，是在一个完全跟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割断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当时的风气是一味地追求新方法，而且在学术层面来说，受到的干扰比较多。而且，由于条件的发展，我们当时已经能够跟国际学术接轨了，这些是前辈学者所不具备的条件。要说差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就这样，我就成了北京大学1976年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同时也是第一届博士生，这样的人，北大大概只有我一个。

　　1986年我去哈佛了。我去哈佛，跟杜维明先生有很大关系，1985年，杜维明先生在北大上课，回到美国之后，他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杜维明先生说：“北京大学把他第一个人文学的博士授予了一位年轻儒家学者。”其实在那一年，我们学校有四个人同时毕业，我因为是第一个答辩，所以杜维明先生才有了那样的说法。杜维明先生的文章发出来之后，哈佛对我做出了邀请，我在哈佛待了两年。

　　做冯友兰助手专门提意见

　　从1985年到1990年除了两年在哈佛，在国内的时间主要的工作就是做冯友兰先生的助手。当时冯先生要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需要助手，他的助手有好几个，有的负责每天给他读报，有的负责给他记录稿子，有的帮他找材料。我的工作说起来其实比较简单，在他写每一章之前，把我找去谈他的想法，然后问我的意见，写完之后，再给我看，让我再提意见。我的意见，冯先生一般会同意，因为我不是破坏冯先生的原意，而是维护冯先生逻辑的一致。

　　冯先生在写到梁漱溟那一章时，我看了之后，感觉不够积极，觉得文章只是批评了梁的弱点，对于梁的意义阐发得不够。冯先生看了之后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又添加了一部分。

　　你如果看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你会注意到，冯先生在书中说到一些人对于书提了意见，但是他特别提出“陈来同志提了重要意见”。

　　跟冯先生接触非常多，值得回忆之处也特别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冯先生给我命字。古人的字是由老师来命的，大学者给学生命字，一般都要写一篇文章，说明命字的道理，现在人们已经不太讲这个了。那时候我请冯先生给我命字，冯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陈来同志命字说》，给我命字“又新”，那篇文章，后来收入了冯先生的文集。后来蔡仲德先生也请冯先生命字，那时候，冯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只写了很短的一篇。

　　两个人对我的学术影响最大，一个是张先生，一个是冯先生。张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手把手地带我。但是我跟冯先生的关系呢？我自己没有觉得怎么受到冯先生的影响，但是我写王阳明，你看看书名，《有无之境》，这就接近冯先生了。

　　可能冯先生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吧。

　　■记者手记

　　陈来的叙述让我注意到，从学术史角度来说，有两点，一个是“快半拍”，不用多说，时代使然也。一个是“从哪里接”。

　　陈来的叙述揭开了让我迷惑了很久的疑问：为什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那一批学者，没有能够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致使在学术史上造成一个空白的阶段？从他们上学进入学术生活开始，学术就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干扰，到了陈来这一代学者开始成长的时候，那一代人又开始回过头来跟自己做“苦苦地挣扎”。

　　而陈来这一代人则不同，一上来，如他所讲：“看冯先生的书，听张先生的课”，一下子进入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同时，新的时期开始，也是国内学术可以和国际学术能够接轨，这种条件，是这一代人之所以超越五十年代那批学者的原因所在。

　　陈来是比较注重师承的，此类文章，陈来写过一些，所以在叙述中被他一语带过了。不过，我在纪念他的导师张岱年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了这样的句子：“我认为，张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决不仅仅是因为他阐扬古代唯物论、提倡综合创新，而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来自他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准确诠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明白了陈来之所以成为今日的陈来，原来在继承的同时，是有所扬弃的。

　　口述：陈来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