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杂文家、《瞭望》原副主编。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世相写真图》、《臆说前辈》等。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各种有趣的回忆类书籍。不过，大红大紫的歌星影星的神秘生涯我不爱看；有人官做大了，自己或者请人大吹大擂地写下的传记或准传记我不想看，倒是一些老老实实写下的关于自己亲历事件的回忆，能给我许多知识，也给我许多可资比较的材料，虽然囿于一己之见，但总是一个有用的参照系。缺少了它们，只看官修的历史，总觉得云里雾里，看不真切，因为官书忌讳甚多，常常削足以适履，画虎而类犬。

　　这些回忆是我这一年读了或重读的，并非都是这一年出版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今年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唐瑜的《二流堂纪事》等等，无法一一列名。其实对同一事件，这些回忆之间也有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的记述，但不要紧，每个人或近或远或粗或细看到的都是事情的一面，合起来可以猜到全貌，倒是那些统一得可怕的回忆令人生疑。

　　还有一类书读着很有趣味，虽是学术著作，但不摆学术架子，犹如谈天，但不乏可信的证据，不乏见解与机智。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朱正的《两家争鸣》等等。

　　史景迁是洋人，唐德刚长期在外国大学里教书，但他们的叙述，实在比我们许多青年豪俊的著作好懂得多。我这人生性慵懒，一遇到绕脖子的文字先自气馁，往往无法卒读。所以上述这些著作就读得很开心，也愿意向读者推荐。

　　中国的出版业不能说不发达，每年出版的书籍光看书名就有几十万字，而且好书不少。只是垃圾也不少，名不符实的书也不少，真正的好书有时湮没在书海中，难于寻觅。

　　比如一部叫做《告别夹边沟》的书，我是在别人那里顺手抄来的，拜读之下，相逢恨晚，因为其中有许多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所得到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材料，可那书已经出版十多年了。想把所有“不正确”的书都卡在出版之前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