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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科举百年祭”专刊结集出版

http://cul.sina.com.cn 2006/01/08 03:52   新京报

  《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查》增补图文更为全面

  

  《科举百年》新增图文,试图以更多视角,更为全面地还原科举的本来面目。

  本报讯(记者张弘)本报文化副刊部去年9月9日推出的专刊“科举百年祭”,近日结集为《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查》(以下简称《科举百年》)一书,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较原特刊新增了众多学者的相关文章,并增补了图片资料。

  “科举百年祭”是本报文化副刊部制作的32版专刊,从策划到制作耗时三个多月,数名记者曾赴外地采访,制作过程中还得到了葛剑雄、丁学良、谢泳、杨东平、王学泰、孙绍振等学者的支持。

  《科举百年》一书共分五部分,分别为“科举的历史”、“科举与现代教育制度”、“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科举与国学”、“科举废除百年省思”。本书完整地收集了“科举百年祭”专刊的原有内容,除“科学与国学”外,其他部分均增加了学者的相关文章。

  在“科举的历史”中,增加了周腊生的《历代状元知多少》等篇目:“科举与现代教育制度”中,增加了杨齐福的《两种文明的碰撞: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等篇目:“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中,增加了余英时的《试说科举制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秦晖的《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何怀宏的《传统社会的进身之道:八股取士的重估》等篇目。“科举废除百年省思”增加了罗志田等人的文章。此外,该书还增补了约70幅图片。该书监制、新京报副总编辑孙献韬表示,“因为受到报纸自身形态等因素的限制,原来的专刊不够全面和深入,这本书弥补了原来留下的很多遗憾。”学者秋风称,“专刊主要集中于教育部分,现在成书的补充很有必要。我认为,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功过参半。科举已经让人们形成了一种‘科举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现代社会的建立。”该书执行主编之一,同心出版社副社长解玺璋认为,在去年媒体一系列关于“科举百年”的报道中,新京报推出的“科举百年祭”最全面也最细致,结集成书较报纸更易于为读者留存一份珍贵的资料。

  ■《科举百年》监制访谈

  孙献韬:我们要还科举以本来面目

  

  作为《新京报》丛书委员会的编委,本报副总编辑孙献韬同时也是“科举百年祭”专刊的具体指导者。对于该专刊和同名图书的异同,他有着清醒的认识———科举对教育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最主要的,在编辑成书的时候,就有意增加了其他方面的视角,以考证这一制度完整的历史原貌。

  

  孙献韬(左图)认为,本报2005年9月9日推出32版专刊“科举百年祭”(右图),集中展现“科举废止百年”后对教育制度的反思。《科举百年》一书用更多的视角审视这一制度对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考察一个制度是否过时的标准,是它是否有利于当下社会的进步。”

  科举影响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京报:记得当初策划“科举百年祭”这个专题的时候,你就对它很有兴趣,作为一个明史专业毕业的人,你怎么看待科举?

  孙献韬:一个东西存在两千多年,从九品中正制度、察举孝廉制度到产生一个规范的科举体系,在中国施行了1300年,其实是人类文明史上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这种了不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都有其丰富的内涵,能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作为一种历史的解读,比较功利的说法是可以“察往知来”;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说,它又是有趣味的;如果是作为一种事实来陈述,它是有故事性和张力的……这里面可以挖掘出无穷无尽的东西,它的影响渗透到了我们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民间戏曲都无法和科举分割。你说有多少戏曲里没有金榜题名的场景?没有才子佳人的故事?它背后的制度框架其实都是科举。

  新京报:你说的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过去,人们常说的人生四大喜事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由此可见科举对于古代读书人的重要性。但我们现在一提到科举,可能很快会想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科举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晋升之道,但是,它有时也是一种摧残,竞争非常残酷,负面影响也很大。而且,它到后来就已经僵化,士子从底层到上层的流动性也减弱了。

  孙献韬:这是任何一个制度都会出现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科举为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认为,一个制度长期实行下去,如果没有反馈或者回馈的话,很容易“妖魔化”。科举承担了过多非制度性的任务,承载了太多的功能。科举的录取率也太低,当官的可能性太少,读书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但是,这个代价与收益的巨大还是不成比例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谁来说都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里就有难以估算的成本,被淘汰的人其实是很悲惨的,“六十老童生,七十少晋士”,被淘汰的几率太高。

  过去的教育制度有很强烈的功利性

  新京报:记得采访郑渊洁的时候他说“现在的高考制度好像还不如那个时候”,他也身体力行地让儿子退了学在家接受自己教育。

  孙献韬:那是他不了解科举制度的残酷性,毕竟金榜题名的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科举不是每年都举行的,它不像现在有系统的教育制度。过去的教育不是以完善人本身的价值为取向,它有很强烈的功利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一样是直接针对人本身价值的目标设定,没有一样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到愉快、满足、丰富人生经历,获得人生幸福的。学生都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情去看书学习。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中也有很强的功利性,有很多非人性化的因素在科举制度中是非常强的。选官制度成为一种教育制度的话,这个问题就太严重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来看,它是非常成功的。

  书与专刊最大的差别是增加了更多视角

  新京报:“科举百年祭”这个专题操作了很长时间,报纸出来后,你给予了肯定,但也谈到了有些东西没有做到位。现在这本书出版了,里面补充了很多内容,这是否弥补了你当初的遗憾?

  孙献韬:应该说弥补了很多遗憾。当初做这个专题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报纸这样一种形态,包括它的特性和规律,决定我们只能有所取舍。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限定在科举废止百年之后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和反思上。其实,这是很窄的一面。科举对教育制度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甚至现在教育制度中的一些理念和做法与科举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虽然100年已经过去了,但中间这个线还没有割断。

  新京报:具体来说呢?

  孙献韬:比如我前面说过的教育的功利性,工具化,而不是出于对人本身价值完善的目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教育都是为了让人有一个好的工作,得到好的收入,有一个好的前程。当然,好的教育也要有这些因素,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建立在完善人本身价值的前提之下。我们直接把这个根基跳过了,我们宣称“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这种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大家想到的科举,可能就是考试,不停地考试,然后从教育层面对科举审视。这个面肯定窄了。在编辑成书的时候,就有意增加了其他方面的视角。比如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官制的影响、对政治的影响、对国学的影响。这些内容在专题中都有涉及,但没有成书这么深入。科举对教育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最主要的,这是“科举百年祭”专刊与成书差别比较大的地方。

  新京报:从事后的反馈来看,“科举百年祭”这个专题基本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肯定,它真实反映了科举的全貌。去年也是国学很活跃的一年,年底的时候,蒋庆提出“儒学要重回文化权力中心”,“要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你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孙献韬:如果一定要考察一个制度是否过时,有一个颠扑不破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当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能说过去成系统的东西就很好,这不一定。很多成系统的东西是一种糟粕,一些点滴的东西反而是精华,需要发扬光大。

  有些人的一些提法很荒谬,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好像过去做得好的东西,现在就一定做得好。环境已经变了,时代已经变了,社会本体已经变了。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本版摄影/实习生 范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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