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天虽然来得迟，但一来，寒风刺骨。老天总是未如人意，也奈何它不得。天一冷，就怕外出，倒是屋内尚暖，顺时应变，一卷在手，读到会心处，随手记下三言两语，浑然忘却了外头凛冽的寒气，实在是消寒良方。

　　《李登辉传》，钱益民著

　　此李登辉是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三十余年、已于1947年去世的李登辉。如果不是去年恰逢复旦百年华诞，大概也还想不到为他作传，但他确实值得我们纪念。一切在中国历史上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过贡献的人物，都值得纪念。比如，救国曾是近代中国一个鲜明的主题。围绕着救国，提出过许多方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曾令不少志士仁人倾心竭力，付出过毕生心血。不能因为未能彻底改造中国而抹杀了他们的贡献。

　　《李登辉传》的许多细节着实动人。但读着读着，思绪就离开了书页，想到了人物品评的标准。对于历史人物，我们曾有过“横扫”一切的“文革”时代。横扫的结果，举国上下几乎成了“洪洞县”。如果李登辉未曾去世而不幸遭遇“文革”，他会怎样？大概从这本传记中随便拣选几条，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李登辉是华侨，自小国语说得不如英语。给他扣上“洋奴”的帽子，大概是最轻最轻的了；

　　李登辉毕业于耶鲁，若在“文革”时期，扣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马前卒”的帽子，只怕还要被指为避重就轻；

　　李登辉在复旦学生赴宁请愿抗日的时候，曾奉命去车站劝说学生返校———这当然起码是反动派帮凶的行径了。

　　仅此三条有其一，这位一辈子献身教育，一辈子培育青年，把自己家产都捐为校产的教育家恐怕就要被整得呜呼哀哉。

　　对历史人物，我们应当记得他们的贡献而宽容他们的局限。否则，以今日的某种标尺来衡量各个时代的人物，长了，截短；短了，抻长，不够长短的一概打倒，那结果必是自己最终也成为打倒的对象。当年呼风唤雨的人物，也同样经不住他们那把尺子的。

　　登辉先生有传问世，是我们告别那种形而上论人思维的一个证明。

　　《二流堂纪事》，唐瑜著

　　唐瑜其人，邵燕祥有如下介绍：“岁在丙子，是他的本命年，除了1900庚子那个鼠年他没赶上以外，本世纪的鼠年他都躬逢，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云烟无不过眼，自是名实相副的老人。”

　　活到今年九十三，当然够老，但比他还老的也大有人在。在九十多的老人中，他自有更为难得之处，这就是邵先生后面说到的：“老人也曾年轻，把笔为文，‘交通’洋场，往来多倜傥影人，结交尽一时豪俊，说是文化人，颇有些‘出入文化’。”这些人，如潘汉年、夏衍、陈沂、蔡楚生、聂绀弩、叶浅予、戴爱莲、黄苗子、郁风、吴祖光、新凤霞、周璇、红线女、孙师毅、丁聪等等，若有人得识一二，已算三生有幸，但唐瑜不但都有深交，还能把许多人“罗致麾下”，得到大家的“推戴”，真是八生有幸了。

　　一个人有了这样多的阅历，又加上天生的诙谐和豁达，还有那支如行云流水的笔，心之所指，笔之所至，未加修饰，却比那些刻意雕琢、字斟句酌的回忆录来得耐看，也来得真实，因为他既不想添油加醋地渲染些什么，也不想遮遮掩掩掖藏些什么。

　　所谓“二流堂”，四五十岁以上又关心于文化界人事的，大概会知道一些，但也未必明白真相，其他人，只怕就全然不知了。这“堂”从50年代挨整，60年代重整，70年代平反，前后折腾了三十多年，卷入其中的文化名流有数十人之多。解放后，文艺界“整”出的“反革命”集团性案件，除去胡风案，就要数到“二流堂”了。其实如何呢？我曾问过丁聪，但连他这“堂”榜有名的人，也说不清个子午卯酉，只告诉我，抗战时期一批进步文化人，寄居在重庆中一路唐瑜建的一所屋内，从事抗战文化活动。文化界人，不拘细节，不知是谁开了句玩笑，说是一群“二流子”，便群起戏称“二流堂”。其他种种，丁聪也语焉不详了。这回读了堂主纪事，才知道了堂中人物，前后因缘，以及如何无中生有，虚中生实，罗织成罪的详情。套一句章回小说里的标题，可以叫做：中一路建屋集贤俊，二流堂戏语酿奇冤。

　　所谓“反革命俱乐部”的“二流堂”原属子虚乌有，但是，“本来无一物”，也可以不断惹尘埃，最后弄得像是真的。所以唐瑜说，“政治庸人们对‘二流堂’的宣传，却是自50年代以来最为成功的宣传范例”。不过，这也是老例。中国几千年前就有“曾参杀人”的故事。谎言传播三遍，慈母也会对自己信得过的儿子起疑，何况关于“二流堂”的谎言是连篇累牍见之于报章呢？

　　唐瑜书中写道，夏衍老人在谈到“文革”中重整“二流堂”时，用了这样八个字：“项庄舞剑，意在周公”。这大概不是妄揣。以夏公的经历，他应当是看得很清楚的。于是，这又成了现代中国许多冤案的共同特点，那就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许多人成为阶下囚，不是他有什么犯罪事实，只是因为他和某个大人物有些瓜葛，而这位大人物恰好又是另一位或另一些大人物必欲拔去而后快的眼中钉。没有政治分歧的公开表露或争论，却有隐蔽的排挤与倾轧。“二流堂”一案，正是这些天真的文化人不小心掉进了这口中国特色的轧机之中了。

　　读《二流堂纪事》常常勾得心酸。唐瑜写的时候却还能时杂诙谐。或许“文革”本来就是一场闹剧，在那时演出的许多荒诞事件，尽管可以十分惨酷，却令你无法也无须认真批驳；或许他觉得这世上已经有了过多的悲哀，何必再增加太多沉重的文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