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科举百年祭”专题。

　　□书评人一泓秋水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科举对中国历史的演进都起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在它施行的1300年时间里，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甚至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深受其影响。从它于1905年被废止到现在，有关科举的评论莫衷一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又以批判的态度居多。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科举在各个方面都有其短。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对科举制度的危害口诛笔伐，深恶痛绝。

　　然而，事隔100年之后人们发现，科举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其本身的发展也历经了多次的转变。甚至在当下社会，人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科举心理”。如果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固体而是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那么科举绝非百无一是的一种制度，正如秦晖先生所云，“从技术层面上看，科举是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当时间拉大了今人与往昔的距离之后，我们终于能够看清它的本来面目。因此，《科举百年》一书拥有比前人更为开阔的视野。

　　当李世民以权力和荣华富贵为诱饵，看着鱼贯而入的考生进入考场时，曾志满意得地宣称，“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从此以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成了多数读书人的梦想。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悲壮地前行，由于极高的淘汰率，其中的大多数注定只能铩羽而归。他们不仅要承受失败带来的痛楚，还要面对家人、族人和亲朋的压力。个中滋味，今人难以尽知。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限的生存空间又促使他们不得不往这条独木桥上挤。在历史的书写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幸运儿的名字，而无数考生的辛酸血泪，却成为了被忽略的真实，然后被湮没，遗忘。虽然科举制度不是一项单纯的考试制度，但考试无疑成为了考生们的难关，根据“明清状元产生流程”来看，从童生到状元须经过十余次数十场考试，历时20年左右。

　　一次一次的考试决定着考生的命运，迈过去的，喜不自胜；折回来的，啸歌伤怀。然而，很少有人能够抗拒“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只因此举可以改变个人、家庭甚至家族的命运，几如一步登天。所以，“六十老童生，七十少进士”的现象屡见不鲜，无数士人的精力和才华都因此而耗费。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都拥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心理无可厚非。但是，当科举几乎成为了人们读书入仕的惟一通道时，其巨大的副作用必然随之而来。正如有些专家所看到的那样，科举一方面造成了底层读书人向高层的流动，让特权阶层的社会地位不能得到绝对保障，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人读书就是为了通过考试，其过强的功利性又违背了人自身成长和自我完善的需要。

　　此外，它使众多英才放弃了被斥为“奇技淫巧”方面的特长，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新知识的产生。而八股文地位的确立，则使这种危害雪上加霜。

　　时至今日，“科举心理”仍在延续，不仅“高考状元”的提法尽人皆知，其学习方法也被奉为法宝，为无数父母所认可。前几年，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育儿成功手册”销售近200万册，其父母更是成了明星式的人物。前不久，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蒋庆甚至提出要建立新的科举制，应聘公务员必须考试儒家经典。

　　这至少可以说明，关于教育的终极目的认识我们仍然存在很大的误区，由科举延续下来的功利性教育方式所带来的毒素并没有完全被清除。在《科举百年》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制度的兴衰，而它引起的思考和争鸣，或许还将延续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