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百年》主编：新京报版本：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定价：39.00元

　　解玺璋主持了把新京报专题“科举百年祭”编辑扩充为《科举百年》的工作。

　　本报专题“科举百年祭”日前由同心出版社以《科举百年》为题扩充结集出版，由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解玺璋先生主持后期编辑工作。解玺璋是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也是《科举百年》的执行主编之一。由于他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对媒体的运作有着很深的认识和了解，在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中，解玺璋凭借自己的经验和认识，给这本《科举百年》赋予了新的活力。

　　图书必须有延伸

　　新京报：这本书和“科举百年祭”专题有很大的差别，在操作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解玺璋：《新京报》比较关注思想问题、学术性的问题。我老是觉得，别看有些学者就写了几千字或千把字，但却是他一生思考的东西。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媒体和出版社的优势集中起来，互补运用。我们说利用媒体优势是说，媒体提供了一个前提，后续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也就是说，把媒体的选题、策划进行丰富和发展。比如，《科举百年》这本书，我们增加一些内容，从资料到思想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样比较有分量。书和报纸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报纸是一个易碎品，读完就扔了。

　　而书却是一个文化积累的产品，必须完整。

　　新京报：作为一本书来说，增加的这一部分很重要。

　　解玺璋：这就是报纸和图书的属性所决定的。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做这样一种学术性的东西，如果过于深入，就会与读者产生隔膜。我们把它做成书之后，如果不增加这一部分，又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媒体这样一个网络，把社会精英的思想网罗到媒体这个系统里。我们不能让它每日流走，应该让它沉淀下来，然后汇集到书里，做一些延伸。这种做法应当融入到媒体出版社自觉的意识当中。

　　新京报：除了文字部分的增加之外，图片也增加了很多。当时是怎么操作的？

　　解玺璋：整个专题编出来的书，还是很薄，我就想到必须把科举的这些问题展开，于是就翻阅了其他的一些媒体。我们发现，除了《新京报》之外，其他一些媒体也刊登了一些很好的文章。于是，我把这部分内容加进来，这个书就更丰满了。

　　过去的批判不太公平

　　新京报：《科举与现代文官制度》一卷全部是增补上去的，它也成为了全书最重、最系统的部分。你是出于什么想法？

　　解玺璋：这个增加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正在看一本书，讲东西方关系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美国留学，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我们一直讲西方影响东方，他的角度却是东方如何影响了西方，并从文化、艺术等各个角度进行考察。

　　他在美国、英国等地博物馆查阅了很多资料并进行研究后提出，在西方影响东方之前的二三百年，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影响了西方。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节是讲科举对西方人的触动（并不是很深的影响）。我同意薛涌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西方在吸收中国科举制度方面有它的考虑，它所施行的文官制度与我们的科举也不一样。但是，它至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我就说，我们应该找一些这方面的东西，这些内容把科举讨论的话题延伸了。

　　新京报：你们在书里面增加的内容与我们原来的专题浑然一体，可见这种增补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解玺璋：我觉得科举制度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有学者也讲到了，它也是一个选官制度。如果我们今天要反思科举的话，也是反思20世纪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比这本书中反映的还要多，比科举本身的内容更丰富。有很多学者的文章已经延伸出去了，讨论的不是科举本身，而是我们怎样对待这样一种传统的遗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东西，包括这些年来观念的冲突，在这本书里都有体现。

　　新京报：去年可以说是反思包括科举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潮比较活跃的一年，作为一个文化评论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解玺璋：我觉得反思是一把双刃剑，我最近正在写关于朱熹的一篇文章，也有这层意思。我们过去经历的100年是以批判为主的，我们说现在理性了，是因为我们比较宽容了，以前不能接受的东西现在也能接受了。

　　读《红楼梦》也好，《儒林外史》也好，那么多我们很敬仰的古代文人，他们都很反感科举，标榜自己的个性。

　　在中国又有一种成则庙堂，败则江湖的传统，所以给我们造成了过去的印象。

　　新京报：那么，这种印象是怎么开始转变的呢？

　　解玺璋：我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是读了三本书以后，这三本书中，一本是启功先生写的，一本是邓云乡先生写的，还有一本是张中行先生写的。他们是从知识的角度来写的，后来年纪大了，看这个东西就觉得年轻的时候看东西可能不全面，至少对今天还能有一定启发，包括我们今天的教育思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时候我们搞过一套书，我写过一本《中国妇女向后转》，讲的是中国女性观念演变。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明清的时候，妇女受教育有些方面比现在还优异。那时文化普及的程度在农村、乡镇等地方比我们现在还要高。很多淑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却在家里读书。我查过当时出版女性诗集的一个资料，在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代，女性的诗集出过上万种。所以我就怀疑我们20世纪批判思潮的影响太大了。接受的知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它可能确实不是好东西，但是像以前那样对待它是否公平，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反思。

　　科举心理还有延续

　　新京报：秋风说国人有一种科举心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比如把高考第一名称为高考状元等等，这种现象其实有一种很深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解玺璋：20世纪做了那么多批判，有些批判当时特别深入人心，有一段时间家庭成员相互辩论，夫妻双方分成两派，但没有从根本上，从观念上解决问题。为什么有些不好的东西这些年又死灰复燃呢？无论从正面来讲还是从负面来讲，知识分子的很多思考其实并没有深入到民众中去。大家老说启蒙，但我们的启蒙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民间。很多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都没有一个通道进入民间，就没有办法影响到民众。做这本书也是基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即大众人文，把一些学者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通过一些新的，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简便方式，进入大众层面的阅读。

　　新京报：这应该是媒体和出版界的一个使命，把先进文化传播给大众。

　　解玺璋：补充一下，我喜欢看《新京报》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把知识界的一些思想通过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方式传播给了更多的人。

　　也许你今天不看，明天不看，但是这样一种影响会在民众当中造成一种真正的启蒙。把自己架子摆得很高，就没办法跟人对话。《科举百年》看起来很厚重，但在专业人士看来，它还是很通俗，很大众化。

　　新京报：如果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看，科举是否过于把读书工具化了？

　　解玺璋：科举通过一个诱饵，确实把中国文人往一条窄道上引。很多人才把精力和智慧耗费在这上面，就不会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了。

　　新京报：从这方面来说，高考与科举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对于不发达的农村来说就更是这样。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解玺璋：确实如此，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如果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科举心理的问题不容易解决。

　　想出人头地没错，社会给个人提供的发展渠道如果是多元的，多样的，那么他就不会死磕在这样一条道上。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