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友中深受推崇的“孤独行星”出版公司“旅行指南”系列引进中国，本报专访“孤独行星”出版公司执行总裁朱迪·斯拉泰

　　朱迪·斯拉泰是一位行者，同时也是一位读者。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1月9日，被旅行者称为“自助旅行圣经”的澳大利亚“孤独行星”（Lonely Planet）出版公司，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双方携手合作开发中国市场。1月11日，“孤独行星”出版公司执行总裁朱迪·斯拉泰（JudySlatyer）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三联书店的詹那达介绍，与“孤独行星”的合作主要是要引进“旅行指南”系列图书，按国别、区域划分的书种都打算陆续引进。

　　“开始的标准当然是看现在国内的人出去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旅游和

　　关于寻找翻译的标准，詹那达说，首先是中文、英文都要非常好，还要有旅行经验，对当地比较熟悉。“工作量非常大，我们也在几家翻译公司中挑选了一些译者，最后将汇总到‘三联’。最后的文本将尽量结合中国旅行者的需要，同时结合国情，在保持原汁原味的情况下略有调整。”

　　“孤独行星”出版的内容涵盖包括南极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目前共有22个系列600多种书目，全球年销量近650万册，在版权合作方面现已出版了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和韩语等10个语种的版本。“孤独行星”的电视节目在超过80个的国家和地区播放。目前“孤独行星”已拥有墨尔本、伦敦和旧金山三个办事处。

　　“孤独行星”出版公司中国市场代表蔡景晖介绍，“孤独行星”这个名字来自一首歌曲“Space Captain”，歌词里本来唱的是“LovelyPlanet”，但“孤独行星”的创立者托尼·惠勒听成了“LonelyPlan et”。据说他喜欢这个美丽的错误，并坚持用了这个名字创业。而“孤独行星”的现任执行总裁朱迪则称，托尼·惠勒和妻子在澳大利亚是名人。

　　托尼酷爱旅行，但沉默寡言，他妻子莫琳则刚好相反，热情亲切，但同时对事物的品质要求很高，追求完美。现在他俩基本不管“孤独行星”的事物了，去年一整年都在旅行，到过伊朗、非洲、欧洲、美国。他们今年9月会来北京。

　　■对话

　　朱迪·斯拉泰：普通旅行者都有冒险家的潜质

　　旅行不仅仅只是为了观光

　　新京报：我最初接触“孤独行星”是每周看一集电视，印象是里面非常突出旅行者独立去探索。“孤独行星”系列寻找的到底是怎样的上路人？

　　朱迪：我们寻找的是希望独立旅行、或者与朋友结伴的人，他们不仅只为了观光，还会跟当地建立起联系，愿意去了解当地的居民与文化。比方说最近的一个计划，“孤独行星”的行者将在两周的旅途期间，志愿在印尼协助建起一座学校，以帮助受

　　新京报：你们如何寻找“孤独行星”工具书的作者和电视节目的演员？他们需要怎样的资历？

　　朱迪：成为“孤独行星”的作者很不容易，首先他们必须是有经验的旅行者；其次是他们有冲浪人生的劲头，心胸开阔———我们看中“三联”的也正是这一点，因为“三联”就拥有这样的一批读者：勇于挑战自我，喜欢从不同角度理解事物，思维开阔；然后，作者们对世界必须要有多元的兴趣；第四点，这些人要写得一手好文章，有给旅游杂志写稿的丰富经验———游记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写得有感染力不容易，而且作者得留心随时给出方便旅行的小提示；最后一点，我们会把人分成两类：一种善于付出，不断留心周围发生什么事，保持清醒；一种只知道索取。我们不喜欢旅途上只想着自己的人。总之我们要的人得有经验，点子多，意志坚定，明知前方是40摄氏度的沙漠仍不会停步。

　　新京报：听起来更像是冒险家。

　　朱迪：我相信其实很多普通的旅行者都有冒险家的潜质，只不过还没被发掘出来。其实最难的是下定决心上路：下定决定要出发了，人碰到困难自然就懂得应变，从而发挥出不自知的智慧。

　　比方说跟我一起去吉尔吉斯斯坦的作者，他非常有经验，如果自己掌握的信息不够详细，他会不断找别的旅行者问，而且懂得分辨信息是否正确。他在剑桥学过中亚历史，因此信息面很广。比如他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湖，由于全球变暖的关系，日益干涸，湖底便呈现出几千年前的岩画。他也知道在附近有个专门研究岩石艺术的退休教授，我们就到一个小村庄里，他就不断地问村里的孩子怎么可以找到这个人，然后我们就由其中一个孩子领着找到了这位教授的家，敲门进去，坐下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岩画。他就是这样不断探索，他写的书里也因此有了独特的经历，比如他写一次坐在一辆大概产于20世纪30年代的巴士的后排，看见司机会为一只绵羊打开车门，载着它一段路又开门让它下车。还是这辆车，作者看见一位虚弱的老人捧着一个贵重的坛子上来，就很勇敢地坐到他旁边拿过坛子捧着两小时，老人下车再给回他———他给大家讲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告诉读者“孤独行星”倡导的是这样随时“给予”的旅行。

　　“读者为本”和“行者为本”是一样的

　　新京报：作者遴选经过怎样的过程？目前作者队伍有多少人？

　　朱迪：很多作者主动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测试他们的经验，提供资金让他们去做一些调查。如果通过了我们会给他们提供第一份活儿，并找别的作者一起帮忙，编书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有很多比方说编辑技巧需要慢慢熟悉。我们现在有350位作者，他们使用45种语言，男女老少都有。将来我们会加大非英语写作背景作者的数量，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趋势是非英语国家的旅行者会越来越多，并会超过英语国家的旅行者，像加入中国、西班牙的写手，可以令作者队伍更多元化，同时也最大限度发掘很少旅行的人对自助旅行的兴趣。

　　新京报：你是否了解中国的旅行者是什么样的？”孤独行星”如何找到“三联”的？

　　朱迪：很多年前我们出过几本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不少西方旅行者就是看着“孤独行星”的向导来到中国的，近年来部分中国旅行者也带着“孤独行星”到西方国家去。这次来北京，我跟“三联”的人聊天，有些去过利比亚，有些到过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都是拿着我们的指南去的。2003年底我开始考虑寻求中国伙伴，选择范围从25家公司到8家，我们来中国一家一家谈了，花了很长时间最后找到了“三联”，觉得找对了，因为感觉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三联”注重以读者为本，正如我们以行者为本；着意创新，保持高质量，智性与人文气质并重。

　　新京报：接下来的“孤独行星”指南系列将要增加哪些新的地区向导？

　　朱迪：像我之前说的，接下来的30年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旅行者会越来越多，我们会加紧在不同国家寻找合作伙伴开发市场，想让讲不同语言的旅行者写出他们自己的角度，比方说一本关于中国的旅行指南里，希望也能包括有西方旅行者的视野。另外就是要把互联网、手机网络等媒介做成图书的有力补充，让旅行者的信息一半从书中、一半从新媒介中获取。还有一项：我们辟出“志愿者”的项目，让志愿为各国不同困难和问题贡献力量的人报名参与。

　　旅行中其实你并非一个人

　　新京报：我知道你27岁的时候曾花了8个月时间，独自骑自行车从希腊南部的一个岛到挪威。这次旅行对你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朱迪：我从大学时代就想做这件事，直到我工作后赚了点钱，才决定出发。我希望到很远的地方去，但又不愿意坐火车去，然后跟普通旅客那样去景点走马观花，去巴黎伦敦这些大城市。我想深入村镇体验不同的生活。我当时没钱开车，就决定骑自行车。家人都极力反对，反而逼得我更坚定。离开前一晚我还是因为害怕而哭了，但过后我觉得那8个月是我毕生最值得的经历。一个人旅行还有一个好处，来到陌生的地方，当地居民会毫无戒备地拥抱你，让出房间照顾你，很令人感动。当然会有孤独的时候，害怕的时候，黑夜里一个人在荒野的帐篷里自问“到底自己在干什么”、“爸妈是对的”。然而这也是“孤独行星”里提到的一种魅力：无助的时候，也许看到不远处有同样孤独的旅行者，即使语言不通，大家也会上前打招呼，互相便成为旅途中的温暖支撑。即使之后分道扬镳，你会知道其实你并非一个人。

　　新京报：这次的旅行是你进入“孤独行星”的直接原因？

　　朱迪：旅行是会上瘾的，于是我会寻找能继续这种生活的工作。每年我将所有的假期用在旅途上，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我都在路上。

　　新京报：现在上路跟最初的旅行有什么不同？

　　朱迪：热情还是一模一样，心态也没有不同。昨天我在这个书店里看到一个男子对着《国家地理杂志》临摹一只豹子，这会是我带回家的一个“北京印象”，而不会是在这儿开的新闻发布会之类。稍有变化的就是人变得更勇敢了，像如果初次去意大利，会对在你背后掐你臀部的意大利男人不知所措，但现在我会不屑地把他们推开。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