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报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是关于老师教育学生的。不过这位“老师”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面光可鉴人的“镜子先生”。文章名为《镜子改变了什么？》。这一题目本是中学一节数学课的内容，其大意要让学生通过实验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放在镜子前，在镜子中都能找出它关于镜面的轴对称图形。

　　为了形象地教好这节课，这位老师特意从学校找来了一面闲置的大镜子。课讲完之

后，镜子仍立在教室的西墙上，正面对着第四组的同学。第四组纪律最差，可自从有了那面镜子之后，他们像中了魔法一样，一下子变得规规矩矩了，数学老师十分惊讶。不久，英语公开课安排在这间教室，这位老师也列席旁听，一会儿，因为不知所云就满脸倦意，哈欠连天了。这时他看到了镜中那萎靡不振的自己，深感形象不雅，只得打起精神端正坐好。他还发现，听课时总喜欢无所顾忌地评价别人的李老师，今天也出奇地安静。于是他突然悟到第四组进步的秘密了：是“镜子先生”让他们看到了“丑陋”的自己！此后，老师在黑板左右两侧的墙上各安了一面镜子。从此以后，同学们仪容整齐，上课认真、安静——班风在“镜子先生”的无声教育下大大改观。

　　以镜为师，在教室之内，也在教室之外。据说张伯苓先生特意在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张伯苓请严范孙书写的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此即著名的“四十字镜箴”。南开学生出校进校，常在镜子前照镜子，正容貌，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他们走在街上，即便没有佩戴校徽，大家也都可以看出这是南开的学生。当时有人评论：“南开学校乃一极有精神之学校……学生均甚活泼而眉宇间有一种文雅之态度。”“四十字镜箴”不仅在国内流传开来，甚至还引起外国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当年美国

　　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看到自己；要看，只有两个基本方式，一是通过一个能反射照出人像的物质中介，即镜子及其类似物体；二是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一个人不仅不能直接看到自己的外在形象，就是较为抽象的对自我的准确认识，也需要通过他人的“反射式评价”来完成。从这种意义上说，一切具有映照、借鉴功能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镜”。这两种具体和抽象的“镜子”，前者亦可称之为狭义上的镜子，后者为广义的镜子。公元642年，宰相魏征卒，唐太宗亲临恸哭，追思不已。其后，唐太宗上朝，常念及魏征在世时的犯颜谏诤，对左右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这就是著名的“三镜说”。

　　社会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C·H·库利在《社会组织》一书中提出的。库利指出，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不是自己单独完成的，而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他人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可以透过这面“镜子”认识自己和把握自己。他们想像着他人如何评价自己——从中获得自我的形象、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态度。如同个人可以象征性的符号化环境一样，个人也可以象征性地将自己视为客体，在他人行为这面镜子中，看到自我的形象和感觉。自我是以群体为背景的，是在互动中产生的。库利还认为，所谓“镜中我”也是“社会我”，频繁的人际互动与传播活动是形成“镜中我”的主要途径。但是，群体作为参照之镜，其重要性却有所不同，一些群体的重要性高于另一些群体，比较重要的对于形成自我感知和自我态度的群体通常有，亲密私人关系，初级小群体，同辈群体以及参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