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入高中。当时语文教材分为两门：一门是“汉语”，一门是“文学”。“文学”课本是按照中国文学史的顺序编排的，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开始，一直到明清小说为止。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些名篇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七律《登高》，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我产生了想当诗人的梦想。我对于文学的兴趣几乎超过了数、理、化。然而还是父亲看得远，认为我将来的主业应是理工科，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宜作为主业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从县城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清华大学学习理工科。

　　我在读高中时受“文学”教材的启蒙，产生了对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但真正进入“诗人之梦”，则是在清华读书之时。当时有三件事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首先，毛泽东诗词开始公开发表，产生轰动效应，给予我震撼性的影响。那些气势磅礴、艺术感染力极强的诗词，我能够背诵，反复吟诵，不断体会，收获极大。我后来写的一些豪迈风格的诗词（例如《七律·登高》等）就明显地受到毛诗的影响。其次，是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十讲》的发表。我以前是完全不懂格律的，看了这本小册子之后，再对照分析毛泽东诗词，初步理解了诗词格律，体会到格律并不是如现在某些人所贬斥的“镣铐”，而是体现了诗歌的音律之美。说到格律和声韵，我还是一个自发的“改革派”，我从习作开始就使用现代汉语的声韵而非“平水韵”之类的古声韵；我还认为格律的基本规则不能破，以便保持抑、扬、顿、挫及其变化的音乐之美。这些观点与现在《中华诗词》编辑部的观点不谋而合。

　　使我在大学时代开始进入“诗人之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清华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院系调整前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调整后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但其人文底蕴并未消失。我寒暑假很少回吉林老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借唐诗、宋词、元曲的书籍来读，一边欣赏，一边学习，学习其意境之美，修辞之美，音律之美，再结合上述的《诗词格律十讲》，对格律基本上掌握了，不但不觉得格律是一种束缚，反而觉得不合格律的诗读起来别扭了。于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开始写了“处女作”———《水木清华》和其他一些习作。在我毕业四十周年之际，将这首处女作改写并补写了一首《荷塘月色》，在《今晚报》上发表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还应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当“四人帮”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开始了独立思考。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我出差北京，出于义愤写了三首诗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处。这三首诗后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后来才知道，在“四五”运动之后的高压恐怖时期我被同伴告密了，成为调查对象，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我肯定要挨整的。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抚今追昔，热泪潸然。悲喜交集，思绪万千。辗转低吟，夜不能眠。遂将七绝八首（包括上述三首的修改稿），敬献总理灵前”。其中一首：“忠骨孜孜肥故土，丹心念念报中华。元勋殉国斯民恸，泪雨滂沱没噪鸦。”

　　我的诗的题材有以写景为主的，也有以抒情为主的，努力追求情景交融；诗风有豪迈的，也有婉约的；诗的形式以格律诗为主，也有自由体的；自由体诗则以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新格律诗”为主要形式，运用排比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努力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由于我的主业是科技工作，诗歌创作是业余的，我认为自己的诗在数量方面还不够多（现已有大约一百五十首），尚须积累。此外我还认为自己应进一步加强人文修养，提高境界，使自己的诗在质量方面能进一步提高。我对于“传统”与“现代”不存偏见，虽更爱传统的，但不排斥现代的，甚至打算尝试向现代派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能熔传统和现代于一炉，那将是一种新的境界。作为一位院士，我准备在科技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作为一名业余诗人，我想写出更多更美的诗作。可喜的是，最近我的一项科研成果被评为2005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法国作家福楼拜曾经说过：“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开，在塔顶会合。”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先生都是国际公认的科学大师，同时又都具有极高的人文修养和造诣，我将他们视为楷模，努力追求科技人文融一体的境界，希望能圆“院士诗人”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