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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在中国哲学里洗铁砂

http://cul.sina.com.cn 2006/01/24 14:13   新京报

  大学、工厂、农村、讲台,都成了辩证法的课堂

  ■人物

  周桂钿1943年1月生于福建长乐,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同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现
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传统哲学、秦汉哲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医学。

  现在正在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70多篇。著有《王充哲学思想新探》、《董学探微》、《中国历代思想史·秦汉卷》、《董仲舒评传》、《王莽评传》等。

  ■记者手记

  小红楼是北师大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个中缘由,既不是因为它建筑上的精美,也并非它所在的位置显著,而是因为居住在其中的多位人文学术领域的大家,比如已故的书法大师启功、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都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晚年。本篇口述的主人公周桂钿,也生活在这里。

  周桂钿在学术上的发端是以汉代哲学家王充开始,他的学术思路是由这个领域开始,评判董仲舒、庄子等一系列中国哲学家,最终通过对于中西哲学差异的比较,摆脱西方模式,重新定义中国哲学。

  由此,在西方眼光的中国哲学视角之外,周桂钿对于中国哲学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比如,哲学可以分为求真哲学、求善哲学、求美哲学三类,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是求真哲学。由于过去哲学界一直以西方求真哲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求善哲学,那么不恰当的定性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无论周桂钿的见解是否能够成为定论,至少为中国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

  

  “我一直不主张大学里的教师拿着别人的教材讲课,都是教授,我怎么能拿着你的教材去讲?讲什么?”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学哲学以后可以从政”

  要说理想,在我小的时候似乎更重视这些。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有个理想,就是种果树,因为生在农村嘛。但是到了初中,我的理想就改变了,当时有个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总是能吸引大家的兴趣,我的理想一下子又变成了当一个作家。那时候我写过两篇小说性质的文章,写了一万字,当时一个初中生写一万字的小说,就很了不得了。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是《海岛一个月》,写的是我自己的经历。

  1958年我到海岛上洗铁砂。在海里面有黑黑的颗粒,就是铁砂,用水反复冲洗,把铁砂洗出来炼钢铁。那时候正是大炼钢铁的年代,我们中学生到了平潭县的一个叫做屿头岛的小岛上洗了一个月的铁砂。那一个月现在想起来终生难忘,本来是在大陆上生活的,忽然到了一个小岛上,当然生出了很多感触。而且那个年代,那种轰轰烈烈的氛围,就让人有一种激情把这种经历写下来。

  但是到了高中,我的理想又变了,作家也不当了。当时形势让我有一种感觉:我应该去做政治工作。当时我们的印象,政治工作与哲学关系密切。考大学就报考了哲学。我在高中的时候,数理化都学得比较好,文科也不错。如果报考文科,理科方面就荒废了,如果读理科,文科方面的知识就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选择哲学,这两方面都不会丢。另外还有我说的那方面的考虑,学哲学,以后可以从政。

  1964年我进入人民大学之后,发现我们班上四十个同学有很多跟我的情况和想法都很相似。当时我们班上的同学家庭出身都比较好,大多数都是贫农、工人、干部的子女。

  我们一入学,各个系都要给学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我们哲学系不用做,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是第一志愿录取的。

  人大实验班工厂里学辩证法

  1964年那年,领导讲话有个精神,哲学家不能够总在课堂里面,要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我们系的副主任萧前紧跟形势,就跟校长郭影秋商量,做出办试验班的决定。郭影秋是学者型的政治家,非常有魄力,当时办了两个试验班:一个是工业经济系的三年级,一个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班———哲学系一年级。

  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我们整个班就下了工厂,一个礼拜在工厂,一个礼拜回学校学习。两个实验班轮流换班,一周一换,连工作服都是轮流换着穿的。课程也做了改革,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主要是李秀林老师,一个学期,只给我们讲《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文章,其他课都不上。

  那个学期,我对两件事印象很深。一件事是我们班在工厂中分组讨论,有一次讨论辩证法发展过程的问题,我们的辅导员说:辩证法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朴素的辩证法,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第三个阶段是唯物辩证法。我听了之后,有疑问,就说:“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应该说开始是朴素辩证法,后来是形而上学占了上风,辨证法处于低潮,再后来,辩证法又发展起来,成为唯物辨证法。形而上学不是辩证法的发展阶段。”

  但是辅导员不同意,硬要我接受,还到李秀林老师那里,说我的思想顽固,转不过弯来。没想到李秀林支持我的观点,批评了他。辅导员只好在全班同学面前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的,这件事给我印象非常深。

  还有一件事,过去在哲学上,一讲到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讲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我对于这一点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说统一也应该是绝对的。这一次,我是跟李秀林老师辩论了。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李秀林老师很开明,也很诚实,他解答不了我的问题,就去问他的老师萧前先生,萧前先生也解答不了,又去问中央党校的艾思奇。现在因为我研究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又碰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对立统一在不同时期需要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这就像陆贾跟刘邦说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是一个道理。

  那个学期的学习,对我的思维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那个班总是在不停地讨论,互相启发,水平普遍提高很多,大学一年级,我们班在报纸上发了三十多篇文章。那时候不像现在,北京只有几家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等,我们班发了那么多文章,那些高年级的同学都不相信,认为是老师帮我们写的或改的。其实老师很少给我们改,起码我发表的文章,李秀林老师一个字都没有改。

  最难吃是棉花籽 最好吃是红薯渣

  本来在我们录取之前,学校对于录取的学生的去向都做了安排的,哪个专业的哪个学生毕业后到哪个单位去,都定好了,充分体现计划性。但等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全乱了。大家把学校制定的那些计划全都翻出来批判一通,本来我们班上大多数学生按照原来的计划都会留在北京,结果只留下少数几个,其他的全部被分到外地去,包括我之内的十个人被安排在河北插队。

  当时我们四个大学生在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里种了很多梨树,我们九月份去的时候,梨已经熟了,十月就开始摘梨,接着就是刮梨树皮,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虫害。那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我总觉得北方的农村没有太累的活儿,但是吃的很苦,没有吃的。那时候吃的是什么呢?糠窝窝、红薯渣、棉花籽,最难吃的是棉花籽,最好吃的是红薯渣。

  在不到十天的时间,我的体重减了八九斤。

  在那个农村待了不到一年,我就到了邯郸魏县的一个中学去教书了,教政治课。在中学教了五年,又调到了河北医学院邯郸分院去讲哲学,主要就是讲《矛盾论》。

  我去讲的时候,有的人跟我说:“你不准备一下啊?”我说:“不用准备。”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人大读书的时候把《矛盾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和每一个命题都讨论过了。我去讲的时候,只写了一个大概的提纲,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讲,举身边的例子。四堂课我只讲了两堂课,班上的班干部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教研室,说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下个礼拜我再讲课的时候,教研室的老师都跑去听了,但是他们对我那么讲的方式不理解,他们觉得怎么能不按照课本讲呢。

  我一直不主张大学里的教师拿着别人的教材讲课,都是教授,我怎么能拿着你的教材去讲?讲什么?

  写王充得到张岱年夸奖

  在河北呆了八年,然后考研究生回京。当时我爱人出车祸受伤,我到北京在医院里照顾她,正好赶上恢复考试制度。1978年,我报考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古汉语考了92.5分,算是高分,这也是过去读《资治通鉴》打下的基础。

  考完之后回到河北,过了一段时间得到消息让我复试,复试完了之后没有多久,我就离开了河北的农村,到北京来读研究生了。

  在社科院读研究生跟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当时哲学系有八十四个学生,中国哲学专业六个老师,指导七名学生。按照历史分段,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第一个学期末,老师跟学生见面定题目。我说:“我以前没有怎么看过古书,只是在儒法斗争的时候看过两本哲学方面的书,一个是《荀子》,一个是王充的《论衡》。这两本我更喜欢《论衡》。”

  结果当时我的导师钟肇鹏先生就让我研究王充哲学。

  定下来之后,就是1979年了。

  钟老师要求我每个月写一篇文章,然后我下次去的时候,他给我指出上次文章的问题。

  这样搞了不到一年,我觉得收获很大,国学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也解决了,比如说考据学、训诂学、目录学等等。

  后来有一篇文章,就是那篇《王充天论的哲学意义》,我改了很多遍,每改一稿,用复写纸复写五份,给五个人看,一个星期之后拿回来,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那些意见,不管对不对,我都改,对的当然要改,这很清楚,提得不对为什么还要改呢?因为他们提意见不是随便提的,而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或者是材料不充分,或者是不严密。这样反反复复改了一年,我觉得改这篇文章比急着去写其他的文章还要重要。

  改完之后,我拿给张岱年先生看,张先生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拿着这篇文章去参加一次全国哲学会议,要编论文集的时候,一个编辑跟我说文章写得很乱,要我改,不改的话不用。后来钟肇鹏先生把张岱年先生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拿给那个编辑看,那人看了以后就用了。加上那时我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在我们那里一下子就轰动了。

  口述:周桂钿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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