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研究专家回忆与导师的交往，“他不是社会活动家”

　　“只要看看他做了什么工作，研究什么问题，怎么做的，我们自然而然就能了解季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王邦维

　　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师从季羡林，获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梵语文学、梵语与汉语佛教文献、印度和中国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佛教史话》，《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等。

　　■记者手记

　　王邦维研究的学问，说句实在话，我一点也不懂，太偏，就是在北京大学里，研究王邦维这门学问的，也为数甚少，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王邦维的业师季羡林先生。一般人有这样的老师，大概会逢人就说上两句，以显示自己出身名门，尤其是在学术圈这样一个重师承的地方。但是王邦维的叙述里，平平淡淡的几件小事，反倒显示了季先生可亲近的一面，而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是一个“学术明星”。

　　可能是因为研究内容的缘故，也许是因为跟随季先生耳濡目染，王邦维不太喜欢说话，几乎是我问一句，他说一句，所以整理出来只是这样零零散散的故事。

　　关于人生，或许因为终日沉浸在印度神学里面，王邦维的一举手一投足也便有了一些禅味儿，比如，说到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考入季羡林门下的时候，王邦维说这是机缘，说到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的不同机遇时，王邦维说这是命运。说到今后在北大的日子，王邦维说自己大概会终老此地。

　　诸如此类。

　　这些零零散散的故事，在王邦维的叙述里，似乎闪现着某种机锋，但又显得朴实无华，正像他所做的学问。

　　本科读一半直接上研究生

　　我是六六级“老三届”。

　　1966年，我插队落户去的是贵州的农村，遵义东边的一个县，叫湄潭县，一个不太大的县城，在那里差不多待了三年。我们跟农民住在一块，然后就跟着生产队一起劳动。大概到了1972年的年底，我顶替我的母亲回老家工作，在粮食公司的一个粮店里做工人，相当于营业员，也做了一段时间的会计。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参加高考的时候，已经结婚了。当时我在粮店里工作，粮食还是实行统购统销，男同志在那里就是干称米、搬米这一类的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还能上大学，所以1976年我就结婚了，年纪也不算小，26岁。

　　因为有十年的时间没有高考，所以那一年的考试没有什么限制，老三届可以考，刚毕业的也可以考，所以积聚了17年的毕业生一下子都参加了那年的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率特别低，大概20个人中间录取一个。那一年的考题并不太难，但是大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

　　我考上的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不过1978年底开始招研究生了，我就跃跃欲试，觉得按部就班地读书太慢了，如果能够考上研究生，能够缩短我在大学里学习的时间。所以1979年，我就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到了现在的北大这里，当时是北大和社科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

　　现在想起来，当时北大的学习氛围非常好，那时候，一些老先生还都健在，像周一良先生、王力先生，他们的年纪那时候还不是太大，他们心情都很舒畅，也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学问传下来。

　　阴差阳错投入季羡林门下

　　说起当年考季先生的研究生，就是人生的机缘了。当时我在四川大学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后来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我本想考四川大学的研究生。

　　那时候考研究生还要单位同意，我的报告打上去以后碰到了一个我们系的年轻老师，她问我：“你要考我们系的研究生呀？”我说是，她说她也要考，考的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教研室的研究生。我心想她是那个教研室的任职教师，我是刚进校门的一年级学生，那时候风气虽然不像现在，但是也有走后门之类的，过去的社会经验告诉我，如果录取的话肯定是录取她而不是录取我。所以我跟她说：“如果你要考我就不考了。”但是后来想想又觉得有点不甘心，因为已经跟系里打了报告说要考研究生了。所以我就去翻当年其他学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这一翻，就翻到了北京的，就是刚才说到的社科院和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导师是季羡林。那时候我对季羡林教授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知道他很有名，因为他是《历史研究》最早的编委之一。

　　当时季先生招生的方向是和印度相关的，正好我对印度也有一些兴趣。我就报名了，反正考不上也不算丢脸。

　　后来到北大之后，负责招生的老师告诉我，我的成绩还算不错。

　　1979年的暑假，我正在重庆，北大的录取通知寄到了四川大学。我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我当时说：“你们别拿我开玩笑。”他们说是真的，我又打电话到学校去问学校的老师，老师说是真的，通知就在他们那里。就这样，我在重庆就开始做到北京的准备。当时从川大到北大的路费，还是四川大学出的。当时有这么一个规定，工作满五年以上的上大学，原单位保持工资。所以我一直在原单位拿工资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

　　我毕业后所做的一些工作跟季先生的研究领域很相近。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快毕业的时候，由季先生领头整理《大唐西域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那是个集体项目，我也参加了进来，前半截的校注我没有参加，但是后半截我参与的比较多。

　　因为南亚研究所是北大和社科院合办的，大概1984年和1985年之间，社科院和北大分开了，当时我的关系是在社科院，季先生说：“你还是转到北大来。”所以在1986年我又把档案和关系调到了北大。但是实际是从1979年开始我一直住在北大，一晃这就是20多年了，以后大概也会终老在这个地方。

　　国图看文物导师等学生

　　关于季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朴素的人。我还记得我们考上研究生后第一次见他的情景。当时我们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有一个是任继愈先生的女儿。当时季先生是南亚研究所的所长，但是那次见面很平淡，只是问了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叮嘱我们要好好学梵文，多看书之类的话，好像也没有更多的。

　　我好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哪种英文书既可以学专业又可以学外语的，季先生摇了摇头，说你自己去找吧。季先生对我们比较宽松，基本上不怎么管我们，但是他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只要看看他做了什么工作，研究什么问题，怎么做的，我们自然而然就能了解季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虽然季先生比较忙，但是由于做《大唐西域记》的工作，我经常到季先生那里去，有些问题要向他请教，然后在那里跟他讨论一些问题，把他提出的意见记下来带回去。这样我跟季先生家里的人也都很熟悉。

　　真正有什么困难，季先生也会帮我们考虑到，比方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需要到北图去看书，当时我需要看《赵城藏》，《赵城藏》是北图的镇馆之宝、一级文物，以我们研究生的身份根本不够格。我们的一个老师跟北图联系之后，北图答复说：“季先生这种人物可以看。”我跟季先生说了这种情况，跟他说：“怎么办啊？”季先生说：“怎么办啊，那我跟你去吧。”当时国图还在文津街那边，不过还好，学校有个车。

　　季先生跟我去了之后，拿到《赵城藏》之后只是大致看一下，然后就自己去看《罗摩衍那》的校样去了，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拿着《赵城藏》在他身边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是他等我而不是我等他，这样的导师跟学生的关系蛮有意思的吧。

　　有几次季先生还要在经济上帮助我，因为他觉得我带着孩子，工资只有30多块钱会有困难。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没有接受，但是心里还是很感动。

　　1983年我要考博士的时候，跟季先生说了，季先生说：“那就考吧。”我在季先生的学生当中，不算特别突出的，但是也不算太笨。就这样我成了季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季先生的博士很少，总共也就三四个。

　　金克木才是社会活动家

　　除了跟季先生接触比较多之外，其他熟悉的教授就要数金克木先生了。跟季先生比起来，金先生是另外一种风格，季先生是个朴素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也不多，说起话来也不是那么神采飞扬。金先生则不一样，你要是跟他在一起，基本上都是金先生在讲，根本没有你插话的余地，那种聪明劲儿是透出来的。

　　金先生的社会活动比较少，季先生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这让人们有种误解，认为季先生是个社会活动家。其实不是这样，只是季先生比较随和，好说话，也比较听话，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其实社会活动家的角色由金先生来做更合适，金先生是个很关心社会的人，据说金先生20多岁的时候做过地下党的县委书记，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少，在抗战的时候据说又在

　　很多人都说金先生是个好玩的人，确实如此，跟他聊天你总能感觉很愉快。我们做一个题目，要是去请教金先生，金先生会给你出一串主意，让你感觉眼花缭乱；但是要是去请教季先生，季先生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就会直接说不合适，让你自己回去再想想。跟金先生聊天，他处处都闪现着机智，如果你的领悟力不够，也许谈到最后你也不知道金先生在谈什么。

　　不过大家还都是很喜欢跟金先生聊天，喜欢到他那里去。金先生也喜欢我们去，虽然我们去的时候他会说：“我最近身体很不好，我觉得我大概活不了多久了。”去的人听了之后一般就会表示：“金先生，我只打扰您十五分钟。”但是等你坐下来，金先生就会滔滔不绝了，有时候甚至你想走了，金先生还在不停地讲。

　　要说我在北大度过的那些岁月，最值得感念的，就是这些老先生们了。

　　口述：王邦维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