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人物：●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陶立璠（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乔晓光（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朱大可（文化批评家、学者）●张柠（文学评论家）

　　人们常常抱怨年是越过越没有味道，因为大量的春节民俗和习俗已经慢慢消逝。今年开始，北京等部分大城市开始解禁烟花爆竹的燃放。在1月份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入选，民俗的恢复和保护已经正式提上日程。本报特别邀请了几位民俗专家和文化学者，探讨了当下春节等民俗文化的消逝和保护问题。

　　一旅游度假村举行祧神和太平锣鼓表演的春节民俗活动。

　　年画在乡村依旧盛行。

　　春联是依然流行的春节民俗。

　　烟花爆竹今年在北京等城市已经开始解禁。

　　「关于遗忘」

　　植根乡村，消逝于城市

　　新京报：一提到春节，现代人可能想到的就是春晚、庙会、拜年短信等几个词语，很多过去过节的习俗人们好像正在逐渐遗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朱大可：这是民俗根植于人际交往关系的剧烈变化。民俗是乡村社会的产物，并且注定要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消失。作为民俗庆典的春节，同样不能避免消亡的命运。一方面是城市家庭结构的细小化、个体化和孤寂化，一方面是交际方式的超距离和电子化，春节的核心功能———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它的传统意义。春节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年度美食会餐仪式，也因为美食获得的轻易和方便，变得可有可无。

　　张柠：现在很多人说节日的气氛不如以前了，很多民俗也都没有了，我觉得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每天都在过节，每天都可以吃得很好。再有像庙会，农村里可能还好一些，城市里的已经完全是表演娱乐和消费。而春节习俗中与自然相关的祭祀等活动也没有了，这两大因素都没有了，所以一些习俗的消亡是必然的。

　　陶立璠：春节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节日，人们对来年寄予很大期望。这种期待感，现代城市已经减弱了，变化比较大，农村相对保存要好一些。

　　新京报：为什么农村可以保存得相对好一些？

　　陶立璠：因为城市节奏很快，农村相对很慢，在农村大家利用春节休息，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情。

　　最主要的一点是，信仰观念在城市弱一些，信仰是春节灵魂的部分，过去一说过年，我们就会想到来年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有什么迎接财神、喜神，人神同乐等等，但是在城市里不太信仰这些了。

　　随着信仰的褪色，相关的很多习俗不见了。就像拜年，以前那是晚辈对长辈、邻里之间营造一种社会和谐的景象。而现在只是单纯的问候，发个短信就完了，寄贺卡都是隆重的了，其实这样的拜年和平时的联系方式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平常也要问候呀，这种改变让人们非常尴尬，短信里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些不真实啊，人们之间感情疏远了，变成了应酬。

　　乔晓光：中国和西方不一样，很多文化现象在城市变化很快，但在农村则不然。一个国家农村人口低于总人口30%，那就是产业化农村了，但是我们国家离这个标准还很远，我们有9亿多的农村人口。按照一年1500万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话，30年后我们还会有6亿农民，还会有很多人依赖土地生存。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的传统民俗消逝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农村很多民俗还保留得很完整。

　　张柠：文化习俗消失的情况主要还是在城市里，在农村昔日很多旧俗并没有改变，即使没有庙了，人们也还是会祭祀。城市居民们惟一的乐趣就是数钱，而农民就是看着自己子孙繁衍，他们是最基本的那一种。城市没有节日的感觉，但是农村还是有着更多的传统情感浓缩，年三十的传统社会在土地上，在水泥地是不能扎根的。

　　「关于“洋节”」

　　“洋节”迎合了国人的一些需要

　　新京报：翻译家曾胡说：“西方的节日在中国没有文化基础。而对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节日大过特过是很可笑的。”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确很多年轻人对国外的一些情人节、圣诞节这些洋节日非常热衷。

　　朱大可：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只要是个有情感的人，我看都可以过情人节。

　　过圣诞节的西方人，也未必都是基督徒。节日只是提供一个狂欢的仪式，至于仪式里的文化含义，可以自由注入，完全不必深究它的本初含义。年轻人注重圣诞节和情人节，这是因这些西方节日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对传统节日的疏离，同样意味着对乡村价值的反叛。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信念显然就是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刘魁立：现在有些人对洋节表现得很狂热，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花蕾。我觉得如果理念是正确的，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些认同的共享，关键是如何让自己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发挥作用。这一点，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很有必要，只有把本民族优秀传统真正继承，才能真正把我们的民俗发扬。

　　陶立璠：一些国人对洋节的热衷我觉得可以理解，洋的东西不是一律排斥，它能丰富我们的生活，这也是西方文化传入的必然结果。

　　与传统东西相比外来的一些节日更有刺激性、新鲜感，过去传统节日不能表达的内容在洋节里都有，比如母亲节、父亲节都迎合了国人的一些需要。任何一种文化的传入，都是选择性接受，而不是全盘照搬，中国对洋节的选择也只是一部分人，主要是年轻人。

　　「关于保护与继承」

　　春节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京报：那么传统的习俗我们还有没有保护的必要？

　　张柠：恢复节日习俗的愿望很好，但是这些都不可能重现，因为我们的节日情感已经没有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失的社会，就是现在的消费文化。

　　朱大可：传统节日和习俗是本土文化的宝贵资源，但它正在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一起走向历史博物馆，这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保卫文化传统，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现代化无疑要支付代价，但这个代价不能过于沉重。但是，民俗的捍卫，不能以排斥“异端”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多元、自由和开放的民俗风尚。

　　刘魁立：春节实际上是两种状态、两个周期交替的关口转折点，过去还有一种信仰在里面，有很多的期盼还有对邪恶的防范，同时还有对过去的总结。比如大家会祭祀、抢新衣、请神、请祖先，其实这所有的仪式，都表现了人们如何应对自然，以及希望自然创造什么条件。还有就是如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像给老人拜年，老人给晚辈压岁钱，然后正月十五闹元宵，随后大家又走回社会。这些看起来是热闹一下，其实孕育着价值观还有道德培育在其中，涉及到人们相互关系的协调。还有处理好心理情感，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和另一周期的开始，迎来新的劳作周期，又要经历一个从春种到秋收的过程。从这些角度来看，习俗本身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旧习俗或封建习俗，这里面有很多优秀内涵，所以继承很重要。

　　陶立璠：习俗如果有历史价值，记载了一段历史，表现了历史和文化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文化创造，我认为就应该去保护。

　　春节就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影响面也很广，韩日、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大的方面要进行保护，节日中有好多小的东西可以单项保护，比如花卉传承历史很久，还有地秧歌、跑花船都很有价值，保护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因为资源是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应该像矿产、森林一样，只有变成政府保护，文化生存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刘魁立：除了书本上记录的内容，还有相当重要一部分是口耳相传的知识，这一部分内容在过去往往被忽视了。

　　新京报：这种保护与传承也是有选择的吧？

　　刘魁立：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都是好的，我们也要有取舍的态度。一些旧的习俗的消逝并不是说明它就不好，只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一些在过去好的传统不适合现在沿用。比如窑洞，冬暖夏凉，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必要再特意去保留住窑洞的习俗。还有一些习俗也在外在条件的变化下不断改变，比如过去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停滞的时候，过年就会贴门神阻邪魔，现在则是贴上童子，符号的变化也透露出了其本身意义的变化，这样的变异不能阻碍也阻碍不了。

　　新京报：具体到社会和个人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有价值的文化习俗？

　　陶立璠：传统文化的传承历来是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结合来做，所以这三方都应该努力，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得更好。

　　朱大可：民俗是信念、习惯、物产和技能的复杂系统。以端午节为例，现在包粽子的技能已经不能通过家庭来传承了，因为四五十岁的家长都不会，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开设成人民俗学校，或者在中小学开设民俗课，让下一代掌握这些技巧，是修复民俗传统的重要途径。此外，民俗的物产资源也有待开发和整合，比如包粽子用的粽叶，粽绳等等，需要在大型超市里形成现代化的包装供货体系，或者，由政府资助开办专业的民俗商店，从饰物、食品（原料）、玩具等多个方面，向民众全面提供民俗资源。

　　陶立璠：文化自觉比过去是大大提高，政策对牵扯到信仰的东西也越来越宽容，但是对民意的尊重还大大不够。

　　乔晓光：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尊重的问题，比如鞭炮，从过去的禁放到现在的限放，鞭炮是千百年来的一个符号，在一定的时间，人们就需要这样的符号和声音，这是不能人为禁止的。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习俗本身的意义在变化中改变了味道？

　　刘魁立：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都是好的，比如压岁钱，过去家里给孩子压岁钱，是避邪的意思，现在却变成了孩子们敛财的方式。如何能让压岁钱恢复它原有的意思，就是协调长幼关系，使尊老爱幼不要庸俗化。

　　（本报记者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