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班火车上，赵蘅和亲人故旧一起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上图为赵蘅素描：15岁自画像。

　　赵蘅的母亲是翻译家杨苡，父亲为赵瑞蕻。家族中更有舅母戴乃迭，舅舅杨宪益，都为知名翻译家。

　　赵蘅素描：母亲杨苡在工作中。

　　巴金先生为赵蘅题字。本版文字摘自《下一班火车几点开？》一书

　　舅母戴乃迭：走时谁也没在场

　　1999年11月，入冬已十天了。还清楚地记得，这天清晨的阳光明丽得特别。

　　我正欣赏着窗外大院的色彩，电话铃突然响了，姐姐的声音：“舅母在昨天夜里去世了……”一下子，1947年拍的那张全家福照片里，又少了一位。

　　三周前，舅母戴乃迭因肺部感染住进了阜外医院，大多时她都处于昏迷当中，无论谁去探望，花儿有多鲜艳，她都一点不知道。对她这次能否康复，亲友们不敢太奢望还能有奇迹，因为已持续十年了，舅母多次住院，又多次转危为安。大家忧虑又无奈。舅母不喜欢协和医院，因为护士态度粗暴。转到北医三院，再后来进了阜外医院，就再没有出来。不论舅母搬到哪里，舅舅都会常去看她，舅母最希望天天看到她最爱的舅舅，可她忘了他也八十多了。

　　舅母很美，这是公认的，她的一双大大的眼睛似绿似蓝，都说她很像著名明星英格丽·褒曼。在一张一群英国女生合影的老相片里，她是一个高挑个儿短卷发，打着领结，白衫呢裙，超凡貌美的英格兰淑女。为了爱我舅舅，她放弃了“软垫”、“奶酷”和“做工考究的衣着”的安逸生活，不顾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仅有二十一岁就做出了一生的选择。

　　我曾细致地描述他们怎样漂洋过海，从加拿大绕道，冒着日本舰艇随时袭击的危险，到中国内地定居的惊险过程。战乱的旧中国，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舅母喜爱翻译，舅舅就放弃自己的研究和她一起工作。他们从解放前一直到晚年，共同译出数量惊人的中国经典诗文、其中以《离骚》、《楚辞》、《红楼梦》、《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尤为著称。

　　1972年之后，我成了常到舅舅家串门的小亲戚。

　　我的表哥表妹陆续调回，亲情和友爱又回到他们的家。

　　欢声笑语重新洋溢在北京百万庄的居所里，也许是我自己也经过了坎坷，长大了，成熟了，我对舅母的感受和体察变得细心。她喜欢戴一只红色的发箍，和她的白发很相配，她又特别爱穿中国的蓝白图案的蜡染褂子，不知为什么对她这样典型的西方女人会这样合适，好看得像一幅画。那些年她和舅舅常常被四处邀请出访旅行，每回总要带回一些小礼物分送给大家。长期的国门禁锢，很久没有机会享受美的事物了，一次，舅母拿出几条英国花绸头巾叫我们几个表姊妹挑，一条好看极了的红色图案头巾让我爱不释手。在一次家族聚会中，老少辈分桌用餐，席间我去给长辈敬酒，走到舅母跟前，她的蓝眼珠忽然直盯着我，笑眯眯地说：“小采，你是我们最漂亮的姑娘！”顿时弄得已过三十岁的我当场涨红了脸。我早知道舅母喜欢我，我开始学着写些儿童文学，发表多了，舅母得知后非常高兴，一天她问我，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吗？还说：“小采，你应该写有争议的书。”这句至理名言今天回忆起仍旧如雷贯耳。

　　十年中舅母的病时好时坏。但无论她神志清醒与否，一见有人来看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笑容还是那么美。当她还能准确地重复我的小名儿时，眼睛里总是闪烁出我熟悉的那种非常慈爱的光芒。有时她也会张冠李戴，一回错把我当成她的孙辈，甚至颠倒了性别，又很认真，真令我好一阵酸楚。她住院时我每次去看她，有机会就画她两笔。她不反对，也不在意。我笔下的舅母眼看变老了，我竭力去回忆她年轻时的惊人美丽，但这样做只能让我更加难过。舅舅家搬到友谊宾馆后，舅母总是长时间地凝视窗外，断断续续地说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渐渐地她只说东一句西一句的英文。我猜她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六十年前的一天，一个黑头发细长眼睛的白马王子带她去了遥远的东方……眼看舅母一天天地衰竭下来，我们无能为力。现在我手里只留下几张速写，以未能给舅母画一幅油画肖像而抱憾终生。

　　我最后一次去看舅母时，她浑身插着各种管子，我轻轻靠近，她毫无反应。

　　两天后她去世，我赶到舅舅家，舅舅对单位来的领导说不留骨灰，后事一切从简。

　　火化那天，外文局的一些同事们自发去八宝山为我舅母送行，而我们亲戚谁也没在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9年4月23日，在响了一整夜的隆隆炮声后，解放军大部队从城北进入南京城，总统府一攻下又浩浩荡荡开出了东城门。自古称作石头城的百姓经历过太多的攻城：太平天国、日本人，都是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结局。惟有这回，解放军几乎是悄然而至。母亲是在第二天清晨听了电台广播得知的，顿时激动得和父亲拥抱起来。其实那时，她的肚子里已怀了我的小弟。我刚满四岁，熟睡中炮声和鞭炮声没什么区别，我倒是对珠江路一带，逃跑前的国民党烧电石，火光映红天还有点儿印象，难怪舅舅在自传里，写了他曾组织编译馆同事夜间巡逻的事。

　　舅舅几乎是不带犹豫地谢绝了劝说他去台湾的人。舅舅早就秘密参与地下活动，一个名叫“绛社”的古董店便是他们的联络点，其中一位同仁萧亦五，后来成了我家的常客。萧伯伯胡子拉碴，是19路的，一条腿被鬼子的子弹打穿后，又泡在脏水沟里，结果被锯掉了。他的死里逃生的传奇故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虽晚婚却美满，他的太太王芝兰阿姨貌美又贤惠，他们的儿子小星星是我小弟的玩伴。

　　1947年，南京爆发了“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我的舅舅舅母帮助学生，将口号和宣言翻译成英文。我父亲母亲签名捐款，慰问受伤学生。我曾见过军警用警棍驱赶学生的照片，据说是我的三姑妈的长女汪文猗藏在我家里的。那几年通货膨胀，钞票如同废纸，每次一发薪水，我母亲都急忙去新街口换大头。等到下午，大头涨了，再买生活用品带回家。一次，她又坐黄包车出门，车夫跑得急，翻了车，整个车子压在她腿上，打了三个月石膏，留下了动不动就摔跤的后遗症。

　　自然，有我外婆这样的老太太，全家人都倾向进步，寄希望于新政权。何况姨妈还要等被地下党派到美国进修的姨夫，学成归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呢。我家里一下子多了几件走的人扔下的椅子凳子和一件带瓷砖的碗橱。大逃亡后是死一般的寂静。

　　当天日报登出了南京第一批文化人联名签字欢迎解放军入城书，其中有我父亲。舅舅则把全部精力用来帮助新政府做筹备工作，除了民革的事，他还担任了南京政协副秘书长。

　　11月，南京新文联成立，父亲当选了委员。身为诗人，他完全被全新的生活迷住了，他为初生的表妹杨炽热情地写道：你生在这人民革命大胜利的时代，你生在火一样的新国家，你的爸爸为你取了个光亮的名字，这名儿就像你生命的火花……

　　过了1949年的夏天，我们全家动身去天津。外婆和姨妈一家已北上，母亲打算在娘家分娩。她十九岁离开天津，这年已三十岁还拖了一家子。火车开过千疮百孔的黄河大桥时是在夜里，我在迷迷糊糊中感到一阵阵的晃荡。

　　姨妈回忆说，你们姐妹俩小时候被你妈打扮得非常好看，她很得意。来客了，她就推你们到大家面前，傻里傻气地唱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嘿嘿咿嘿呀嘿……

　　还有那首：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黑暗你是明灯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炮火中：与日军周旋

　　我的父亲赵瑞蕻，这年已是山东大学二年级学生。

　　暑假里他还在家乡，组织“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的活动。10月19日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他跳上桌子发表讲话，这大概是父亲一生里最勇敢的一次壮举。很快三座北方高等学府紧急南迁的通告传来，他便和几个温州同学，在和我母亲动身的同一年的10月底，投奔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南岳山脚下，山风为伴，精深治学的情景。一批知名教授吴宓、陈寅恪、闻一多、冯友兰、叶公超、柳无忌、钱钟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吴晗、李广田、王力、卞之琳等，以及英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威廉·燕卜荪相继到来。不断有从沦陷区逃难的学生带来沿途日寇暴行的消息，更激起二十几位著名教授和爱国学生们抗战救国的决心。八十天后，日寇逼近武汉，临时大学奉命西迁昆明。

　　南湖诗社成员里有一位中文系学生周定一，后来成了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现在他已九十二岁高龄，精神矍铄，谈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仍思路清晰。然而，诗人穆旦却因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运动高压和摧残，不到六十岁就撇下妻儿去了。这张老照片是由周先生提供的，他在照片周围密密麻麻注明人名。穆旦的长子查英传现定居美国，在编他父亲全集的过程中，煞费苦心要搞清西南联大一代诗人的足迹。

　　1938年8月，疲惫的母亲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旅程，终于抵达了昆明。9月，文学院搬来。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遇日军轰炸，母亲这时已从小西门内蒲草田街，搬到了青云街。她亲眼目击三架轰炸机，把大西门翠湖一带炸得稀里哗啦。从此每日里，城楼一挂起红灯笼，警报器猛然拉响，她就跑出城。和父亲结婚后则两人一起跑；怀着孩子，要挺着大肚子跑；姐姐生下来，他们便抱着她，三人一起往大西门外的堤沟逃去。田野上栽满密密的尤加利树，拖家带口奔逃混乱的人群里可以看到，拄着文明棍夹着书、面目从容的西南联大教授的身影。

　　父亲生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当敌机空袭的时候》，文中真实记录了1940年9月30日上午，他和我母亲跑警报的情景：“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志，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我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投弹了，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我注意到父亲动笔的这天是199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五十周年，离他八十大寿还有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