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卷本《高宣扬作品》出版，作者高宣扬接受本报专访

　　■人物介绍

　　高宣扬

　　杭州人，华裔法籍哲学家，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十大学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东吴大学任教。现为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及社会学系教授。已发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哈贝马斯论》、《毕加索传》、《萨特传》等20多本专著，曾主编的《西方文化丛书》35本、《人文科学丛书》30本以及《研究与批判丛书》12本等，目前，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在推出其6部专著，分别是：《后现代论》、《当代社会理论》、《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及《福柯的生存美学》。

　　后现代主义是模糊的思潮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可回答吗？

　　高宣扬：这个问题本身是个悖论。实际上，用现代的语言去描述后现代主义，不可能精确地表达他们的批判态度，因为传统语言本身就是为传统思想的表达提供手段，越出传统就得越出语言。但是越出语言就成为不可表达，所以不得不选择用现代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不可表达性，这也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论述实际为我们理解他们的基本精神留下了灵活的空间。

　　新京报：哲学界对于

　　“后现代主义”有无公认的定义？

　　高宣扬：下定义意味着约束自己，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要避免的。如果要给后现代下定义，就意味着给后现代判死刑。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产生于现代性中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的生命创造活动，是试图从现代性内部突破现代性的一种创造力量。

　　新京报：为什么一些被世界公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譬如福柯、德里达等均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高宣扬：因为后现代是模糊的思潮，所以组成后现代主义队伍的思想家也是来自于各个领域，难以将他们进行归类。但是，起码那些被我们纳入队伍的哲学家都是运用“解构主义理论”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

　　这些代表人物，尽管他们自己不承认，但他们的思想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根据。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大多是享有社会特权地位的精英分子”这个现象？他们既痛恨又享受现代性为他们创造的财富？

　　高宣扬：任何思想、任何文化创造归根结底都是靠少数精英分子进行总结提出完整的思想。文化必然有差异，而正因为有差异才有主义的产生。各种深刻的思想体系势必由经过专门训练的高层的知识分子所完成。另外，现代性也是充满生命力的，后现代主义只是要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提供反思。

　　后现代主义无法完全摆脱传统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是否截然对立？

　　高宣扬：他们之间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后现代主义既要跳出传统，可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文化，譬如它对传统语言的依赖，它只能立足于现有的语言来批判传统。

　　新京报：它们的对立之处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高宣扬：首先，从基本原则来看，传统文化立足于理性逻辑和语言，遵从同一性原则。而后现代主义恰恰相反，它是要摆脱理性、逻辑和语言的各种约束，它是要立足于差异本身，利用差异进行创造冒险。

　　第二，后现代主义不愿意停留在作品的形式上，他们不愿意使自己的批判精神终结于作品中，永远都在更新之中，而传统都是以自己的作品作为典范。

　　第三，后现代主义没有明确的、统一的创造纲领和原则，是在他们自身的创造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创造原则。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是什么？

　　高宣扬：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的生命和创造不应该有固定的发展模式，有的只是不断变化，甚至存在不少断裂，和不可预测的偶然，这正好表现了创造本身的复杂性，创造不应该是有阶段的、规则的。

　　后现代主义从未打算终结现代性新京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有无历史分水岭？

　　高宣扬：可以说“后现代”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又不是纯粹的历史范畴。这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只有相互穿插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永远是在现代性中存在和发展，而不是传统历史意义上的先后关系问题。

　　新京报：如果一定要划一个界限的话，是哪个年代？

　　高宣扬：如果勉强要给他们划界限，有两个历史时期必须提及。一个是19世纪40至50年代，当时是现代性成熟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像法国的波德莱尔、尼采那样的现代性思想家。他们既是成熟的现代性思想家，思想中又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从此之后，后现代主义更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文化条件。

　　新京报：“后现代”有无可能终结“现代性”？

　　高宣扬：后现代主义从来不打算终结现代性。它将始终伴随现代主义，在其中不断批判，不是以现代是否终结作为批判是否进行的先决条件。

　　新京报：你愿意如何去描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高宣扬：它们是相互穿插、渗透和批判。从本质上，两个都是现代社会内部产生的、相互争斗和相互反思的孪生子。只要现代社会存在，它们的相互批判就不会停止。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批判“现代主义”？

　　现代性有哪些不足？

　　高宣扬：因为现代性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它的危机与矛盾，而且，现代性永远满足于自己的成果，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提出的理性主义原则是约束创造力的。反过来，现代性也不甘心接受后现代的批判，强调要有作品、有规则和理性，认为如果不坚持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社会岂非将要大乱？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的目的是否是“现代主义”以攻为守的诡计？

　　高宣扬：这是一部分人见仁见智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更客观的说法应该是，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性内部的自我批判力量。

　　哲学应该走出哲学

　　新京报：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永远在诞生状态的生命体，是否宣告了哲学本身的死亡？

　　高宣扬：可以说是宣告了传统哲学的死亡。它就是要打破传统哲学那种自我限定的、死板的、抽象的界限。

　　德里达说过，后现代永远是个待产儿，一旦生出来，就会被命名，而被命名意味着它的死亡。

　　新京报：福柯、德里达等人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

　　高宣扬：他们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传统哲学都是对传统思想进行理论辩护，他们要超越哲学的范畴，从文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去对哲学进行颠覆。德里达说，如果非要说我是什么人的话，我宁愿说我是文学家，文学比哲学更活泼，更能用语言的游戏去批判现代性。福柯则自称是一个以穿凿现代性门槛为己任的历书学家。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认为哲学需要悟性与想象力，哲学不应该是纯理性的吗？

　　高宣扬：传统哲学把哲学限制在理性，阻碍了哲学的发展，这正是被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哲学不仅仅限于理性，也要依靠想象与悟性。哲学应该走出哲学，从非哲学中寻找哲学本身。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之作为“主义”，是否也难逃逻辑的约束？

　　高宣扬：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论述说成是理论体系，他们反对的正是体系，主张哲学要文学化、艺术化，要无拘无束。它永远不可能完结，不可能有系统。把后现代仅仅看成哲学或者文学都是错误的，它要打破任何范畴。

　　与老庄思想似而不同新京报：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与中国老庄思想的相似性？

　　高宣扬：它们的共同点是不要有限定的原则。老庄思想正好体现了自由自在、无所限制，返回自然的理想状态，这种游荡模糊、没有原则的思想方式，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必须要在很成熟的消费社会才能发展，年轻人会无意识的自己按照后现代的原则去做事，他们遵循自己的想法，不把原则放在眼里，而这只可能在现代性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社会才能出现。

　　新京报：这种相似性意味着什么？

　　高宣扬：只能说明，中国哲学的某些优秀思想早已经提出了西方现代哲学现在所讨论的深刻问题，但这不意味着好像西方非要向中国学习，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哲学到了要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路的地步，中西哲学相互交流才是最主要的。

　　后现代主义艺术不等于大众文化

　　新京报：“后现代主义”如何对待现今流行的快餐文化？

　　高宣扬：当然是要对快餐文化进行批判。认为后现代主义赞赏快餐文化是一种误解，快餐文化是愚昧群众，将人们约束在由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的文化活动中，为进一步控制大众创造条件。表面上看，后现代主义和快餐文化都是在追求不断变化，但后现代主义说的变化是建立在自我创造的基础上，而不是像快餐文化那样听从人家的指挥，为了变而变，这正是为后现代主义所唾弃的。

　　新京报：它打破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

　　高宣扬：这种说法是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创作活动本身的深远含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以创造作为前提的，人们在创造的过程中体会到审美的愉悦，没有经过创作的痛苦思索，盲目、任性的活动与后现代艺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新京报：人们长久以来习惯了从作品本身衡量价值，而打破了美的定义是否会破坏所有艺术？

　　高宣扬：其实后现代主义大多数呈现在文化艺术界，打破传统是创造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关于美的定义，与现代主义追求永恒的美的观点是相互对立的。创作不应该以追求作品为终极目标，即通常所说的“作者是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任何创作都是没有任何方向的，若去问创作者为什么而创作，他自己都会说不清楚。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