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节。按说，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年的情结似该越来越淡了。然而，我却恰恰相反。我想，之所以如此，除了职业的原因，再就是国运的昌盛、经济的富庶与生活的多姿多彩。

　　文学需要氛围，创作需要心态。而据我个人的体验，每逢年终尤其是春节期间，又往往是心态极好、灵感最旺的创作最佳期。

　　如我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屋脊阳光》，就动笔于1960年的大年三十夜。当时，我还在藏北的无人区。那雪域高原特有的节庆气氛，让我滋生出难以克制的创作冲动；如曾参加北京朝阳区职工会演的独幕剧《101次》也创作于1961年的正月初一到十五；如1962年我已上船作水手。一天，一场暴风雪将船刮到烟台港。人人都忙于下船回家去奔年，我却被千百冰塔林般的船舶所震撼，从而创作了至今仍难以忘怀的《蓝色的冰塔林》；如1963年、1964年的除夕，分别创作了《手上的茧子》和《登上元龙号》，从而开始引起全国作协对我的特别关注；如1965年的除夕开始构想，后来在全国引起反响的《聚鲸洋》，使我真正步入中国文坛；如1966年的除夕，我又开始了长篇小说《大破船》（即《百年海狼》的原始稿）。而且，即便是此后的十年“文革”，每当除夕夜，我都会沉浸于那已然搁浅的“大破船”……到“文革”结束，我诸多重点的中长篇创作，就更多是开创或杀青于每年的春节期间的。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1981年除夕动笔后在《羊城晚报》连载的《大海落叶》，以及曾被自嘲为“除夕三长篇”的1982年的《迷魂泉·雪人》、1983年的《雪人部落》和1984年的《死海惊奇》。再有，就是关于长篇小说《百年海狼》和自传体的长篇纪实《狼死绝地》。这两部长篇的灵动，也都发生于除夕爆竹之后，那诸神下界的万簌俱寂中。

　　当然，也不能不承认因此我也活得很累。然而，也恰恰是这所谓的累，又使我虽已年过花甲对年的渴望不仅未曾衰减却反而更迫切。而年，也同样的待我不薄。这当中，最神秘又莫过于日前发生于我家的一大奇巧事。即：年又临近。照例，开始是我那小孙女过6岁生日；没过几天，又是我老伴的60大寿；再过几天轮到我的66。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巧合呀。你想，不是都说“六六大顺”吗？而今我祖孙三人竟然是4个6，这不是顺上加顺吗？为此，便逢人就说地到处张扬。

　　女儿听说，就更喜上加喜了。她说，还有我，刚过36岁的生日您怎么忘记了？她又说，如果再加上“神6”，那才是真正的“六六大顺”的大顺之年呢。呵，好一个大顺之年！为此，我又振奋不已：今年的除夕，也许又会有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