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我很喜欢民俗学。可惜钟敬文先生年事已高，不带本科生的课，无缘聆听他的课。但是对先生各种逸事时有耳闻，亦有所见。据说60年代先生被错误打成“右派”，下放山西农场。面对不公正的待遇他没说什么，每周坚持步行20里地到县城去洗澡，回来照样干活采风写诗。有人大发感慨：一个大学者处在如此境遇还能想到洗澡，还有心情写诗，人到这一步真是超凡脱俗了。有一次我到民间文学教研室找人，见到他老人家，人瘦，轮廓端正，戴眼镜，稀疏银发一根根齐齐整整地梳到脑后，精神矍铄，神情专注，侃侃而谈。说到动情

之处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像个孩子似的全然不顾时间场合。围坐的人认真倾听，不时点头，不时各抒己见，不时朗声大笑。那一幕让我很感动。

　　都说先生对后辈的厚爱与扶植不遗余力。上世纪80年代他屈尊给学生社团的民俗学社当名誉社长，给学社提了许多好建议。我有幸任社长时，筹划创办一本社刊《息壤》，请先生题写刊名。对此我本不抱大希望，因为先生视力不好，写东西很吃力，一般都靠口述，何况如此区区小事。可是没过几天，两幅先生亲笔提写的毛笔字送过来让我们挑选。笔迹微颤，字体硬朗，墨汁间浸透着希冀，可以想到他是克服了很大困难才写出的。先生惠泽后辈的胸怀让人肃然起敬。有先生的鼓励，一本倾注大家心血却又幼稚的刊物出来了。我们送一本给先生指正，他饶有兴趣地看了，夸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有些孩子写的东西有意思，是可造之才，希望我们继续保持对民俗学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