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高祖本纪》中记叙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即位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沛县的经过，是一段极有情趣的文字。短短数百字，既慷慨激昂，又缠绵悱恻；既有帝王气象，又富于人情乡味。太史公的手笔出神入化，令人叹服。

　　刘邦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胜利了，得志了，毫无骄矜之态，而是翩翩起舞，慷慨悲歌，当众泣下。他随口唱出的《大风歌》也成了千古绝唱。刘邦和陈涉截然不同，后

者取得初步胜利被拥为楚王就骄傲起来，有个老朋友偶然对人说起他的过去，他竟把老朋友杀了。刘邦却不避讳别人说他的并不十分光彩的往事，而且和乡亲们“道旧故为笑乐”，司马迁不仅写了刘邦的气度，也反映出汉初农村经济恢复给人们带来了自信。

　　由高祖还乡联想到项羽的还乡，却不免令人发一浩叹。衣锦还乡，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大人物和常人不同，还乡务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项羽到了关中，先引兵西屠咸阳，把秦宫室烧光，把财宝妇女抢光，把刘邦逼入巴蜀之地，把自己立为“西楚霸王”，然后就火烧屁股一般想要东归故里了。有人给他献策说：“关中四周地势险要，三秦田土肥饶，您将都城设在这里，可以雄霸天下。”假如项羽听从了此项建议，这一段古史可能就要另写了。然而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另一件有关还乡的事情。在2005年6期的《粤海风》杂志上读到彭明道的《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一文，觉得有鲜为人知的史料，道前人之未能道。文章在评论毛主席在1959年6月回到家乡韶山所作的七律时写道：“历代诗人写还乡诗，常把乡音乡情引发的物是人非的情愫加以渲染，而在毛泽东的《回韶山》诗中，是找不到这种情怀的影子的。除了豪情壮志，别无他物。”此说与鄙意不谋而合，我也觉得这首诗就是不回韶山也可以写出来的。文章又谈道：“他请了一次客，请的都是他的故交老人和本家长辈。两桌饭，大碗酒。他知道大家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想让乡亲们尽情地吃，尽情地喝。不一会儿，桌上就一扫而光了。他想叫华国锋再给每桌加一碗红烧肉，华说：“主席，没有肉了，农民吃饭都困难，养不起猪。”在“大跃进”以前，杀十头猪也不成问题；而此时却为两碗红烧肉犯了难。看来，毛主席回乡也没选好一个适当的时机。这虽是一件小事，恐怕影响也非同小可，因为他老人家只在韶山住了两天，以后紧接着就是上庐山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