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坪同志匆匆走了，带着许多遗憾和理想到了另一个世界。他是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入党的老同志(地专级待遇)，历史曾赋予了他们那一代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同时也让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在充满坎坷的78年生命旅程中，他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所作的贡献，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至今仍然深受人们怀念。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总理和复出的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了整顿方针，力图尽快恢复

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国务院图博口（国家文物局前身）负责人、德高望重的王冶秋同志积极响应，竭尽全力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复兴奔走呼号。他多次带领或指派机关陈滋德等同志和专家到承德调查研究，制定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护方案。这项工作，得到了当时承德市委袁振、翟向东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白坪同志作为市文化局副局长负责具体工作。

　　但是，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

　　处在工作第一线的白坪同志精神所受的煎熬、处境和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并没有为保护自己而退缩，相反却是冒着巨大风险知难而进。在王冶秋等文物界老同志和戴逸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下，他组织工作人员大力开展业务学习，搞出了大型历史陈列。指导专业人员撰写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刊于《文物》1975年12期），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维修提供了理论根据。

　　白坪同志为配合王冶秋与文物界的老同志组织制定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护维修十年规划，做了大量具体工作。规划上报后，得到国务院批准。余秋里、谷牧两位副总理作了具体指示。承德市正式成立文物局，具体负责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维修工作。白坪同志被任命为承德市文物局第一任局长，也是当时全国惟一有正式任命的地市级文物局长。这在人心慌乱的1975年，对于文物博物馆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也鼓舞了文博工作者的士气。

　　但是，“文革”搞乱人们的思想，回到正常思维的轨道上，还要经过许多波折。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7年，承德市搞了一场揭批袁振、翟向东的政治运动。白坪和一大批为保护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出过贡献的同志还是受到牵连，有的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达半年之久。其主要罪名是，保护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就是保护封、资、修，就是为康熙、乾隆等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在精神、肉体受到严重折磨的情况下，白坪同志不改初衷，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坚强和人格的正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振、翟向东，以及白坪等因保护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得到彻底平反。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维修和承德市的旅游开放，和全国各项事业一样，迎来了新的春天。

　　后来，白坪同志因工作调离承德，但他为保护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出的贡献，至今仍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追思白坪同志，不仅仅是悼念一位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借此怀念一切为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并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原载《中国文物报》)谢辰生 沈竹 罗哲文 张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