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义军

　　沈容先生的《红色记忆》出版了。捧读这本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透过沈容先生的吴侬软语，一个个党史上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或可亲、或可憎、或可笑、或可鄙，像一幅幅白描，是那么真切，令我不忍释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有

别于官方撰写的党史人物的好书。

　　书中有一小节名之为《邓小平审片》，据介绍，那天审的是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其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　　看片时，我坐在他旁边，以备他询问和听取他的意见。这一类影片，按我过去在电影局的经验，是很难通过的。什么这个人的镜头多了，那个方面军的镜头少了等等，总要七改八改，改上几次，才通的过。所以，我有思想准备，认为一次审查总归通不过的。但是，出乎我意料，这次竟顺顺当当通过了。小平只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影片中没有苏兆征的镜头，应加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苏兆征是在广东最早搞农民运动的”。这件事我过去不知道。过去，人们谈农民运动只知道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从不提苏兆征。小平的另一个意见是去掉一个镜头，其中有谢富治。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读完此段，我想到了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这部片子我是从头至尾一集不拉的全看了，居然在反映改革开放的镜头中没有看到那两位关键人物的形象，胡耀邦仅仅露了半个脸，另一位连影子也找不着。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也有同样的问题。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怎样写进党史》(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一文中说，“如果允许吹毛求疵，那么邓片的白璧微瑕是没有提到胡耀邦……”。

　　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一件事。前不久，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以三元钱买到了一本1981年8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印的《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论述》，在这本宣传材料的第44页上，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而是《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反映，说是‘砍旗’。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既然提得那么高，肯定十分重要，通过辩论，越辩论越看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十分重要。

　　这篇讲话，后来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为篇名，收入1982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在这几个版本里，上面那段话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一句被删掉了。“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改成了“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这一改，邓小平开始时是否过问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模糊不清了。按照改动后的文意，可以理解为邓小平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并且感到“兴趣”，予以“注意”。因此，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出以后，遭到责难时，就“进一步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

　　有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这些权威的版本，近些年来那些刻意否定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似乎就有了某种根据，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愿，把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功劳挂到邓小平名下，这大概是邓小平本人始料所不及的。 “邓片”和 “陈片”都不提胡耀邦，不知道是否也和这篇讲话文本的改动有关系。我认为不提胡耀邦，不是什么“白璧微瑕”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历史，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在上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那篇讲话中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

　　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咋就这么难？

　　加上苏兆征的镜头是实事求是。那么去掉谢富治的镜头，去掉胡耀邦的镜头，也是实事求是吗？当然，谢富治同苏兆征、胡耀邦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看来，真正要贯彻党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感谢沈容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