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节，或者说元宵节，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但也不是最大的节日。它的热闹，多少沾点儿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光。这话反过来说可能更显豁：作为春节的压轴戏，一盘大棋的收官之手，想不热闹都难。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能够、也越来越舍得花钱、花工夫、花心思去营造热闹。不过，热闹和快乐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最快乐的

灯节，却是60年前的那个灯节。

　　1946年的元宵灯节，我是在重庆过的。那一年我9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现在50岁以下的人，多半已经不知道陪都是怎么回事了。好在也无所谓，一个9岁小孩儿的灯节，跟陪都不陪都的没啥关系。作为背景，知道那时候陪都的普通家庭，生活也相当艰难就行了。各种物资都非常匮乏。

　　1946年的元宵灯节，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灯节。日寇投降还不到半年，物资的匮乏并无改善，相反，因为“中央政府”已经迁回南京，高官富贾们也都纷纷“出峡”，或“接收”，或“复员”，不再是陪都的重庆，市面比往时更显得萧条了。

　　那时父亲只是个普通职员，虽然也在“复员”之列，却还得耐心等待——等待上峰的安排，更要等待极缺的船票。不过，毕竟抗战胜利了，父亲是高兴的，灯节那天下班回来时，就给我买了个灯笼。那应该是个很小、很简陋的方形纸灯笼，我连晚饭也顾不上吃了，就兴高采烈地提着它，跑出去找同学玩，找了这个找那个。

　　说是玩，其实带着很大的“显摆”的成分。我们家住在重庆南岸，房舍散布在山坡上，靠一些只能走人的小道相连，根本没有“马路”，当然更没有路灯。所以，手里提有一盏点燃的灯笼走路，理所当然便是一种奢侈。

　　记忆当中，那天连玩带“显摆”地折腾到很晚。不过记忆当中也有另外一种“版本”，就是那灯笼里点的是一根又细又短的蜡烛，它多半是买灯笼时就带有的，父亲并没有再买第二根蜡烛，那么能供我“折腾”的时间就很有限，所以我又“记得”，为了能找更多的同学玩，或者说能在更多的同学面前“显摆”，我在那黑糊糊的、灯笼也照不亮多少的山坡小路上“紧折腾”。不过，这些细节的真实性，或者说哪种记忆更真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灯节我肯定过得很快乐、很满足、很得意洋洋。

　　很可能，一个小男孩儿最大的快乐，就是得意洋洋。

　　同样很可能，那以后的60年里，有不少灯节也过得很热闹，甚至很快乐，之所以仍然记得60年前那一次，是因为那次的灯笼是我“亲自”提在自己的手里，而其他时候的灯，都是只能看不能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