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春秋时期楚昭王经过长江，那天恰好正月十五。只见江面之上有物漂浮，浑圆且外白内红，滔滔而顺流直下，似有甜美味道不散。昭王不解何物遂请教于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昭王大悦。

　　这传说似乎便是早期元宵的雏形。因此元宵在中国南方称为“浮圆子”和“水圆”，似乎暗暗迎合着“孔子对楚王问”的原型。

　　关于正月十五煮食元宵的习俗，一说始于宋代。宋周必大有“元宵节煮浮圆子，前辈似未曾赋此”之句。就是这个周必大还专门写了一首《元宵煮浮圆子》诗：“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汤官巡旧味，灶婢诧新功。星灿乌云里，珠浮浊水中。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

　　此诗颇有几分意境。浮圆子即汤圆，浊水即元宵汤。元宵漂浮于汤里，宛若一轮明月悬挂天际。天上月圆，碗里汤圆，天人合一，全家共度元宵良辰。

　　宋姜白石《咏元宵》有“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之诗句，这“市中珍品”即指元宵。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专门写到元夕，提到“乳糖圆子”，也是元宵。

　　起初，元宵是称为“汤圆”的，因为它只在元宵节上市，久而久之竟然直呼为“元宵”了。

　　说起汤圆的制作方法，早在明刘若愚《明宫史饮食好尚》里说得清清楚楚：“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称汤圆也。”

　　然而，刘若愚所说“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应当是专指中国北方的汤圆制作工艺。以北京制作元宵为例，首先做馅儿，那馅儿的品种繁多，有山楂、桂花、枣泥、澄沙、白糖、芝麻等等口味。元宵馅儿通常以果料伴糖，制成骰子形状，适量放入盛有糯米粉的大笸箩里，然后反复摇晃笸箩，一颗颗馅儿便在糯米粉里滚来滚去，沾了一层粉子。然后捞出蘸水，将馅儿重入笸箩继续摇滚，便又裹上了一层糯米粉，如此反复多次，那馅儿便层层裹上了厚厚的糯米粉，终于摇出一只只白白胖圆圆滚滚的大元宵。

　　最为有趣的是摇晃笸箩的伙计们，一边摇晃一边歌唱，俨然歌者舞者矣。游人不免驻足围观。《燕京岁时记》载：“市卖食物，干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亦所以点缀节景耳。”其实，伙计们的这种表演恰恰为了招徕生意。大庭广众之下，边摇边唱，边唱边做，边做边卖，仿佛京戏里的唱念做打，生意也就兴隆起来。

　　中国南方则不同。南方人制作汤圆，并非“洒水滚成”而是添水和面，将糯米粉制成面团儿，手工包馅儿，其方法类似制作有馅的团子。南方的汤圆，还有一种无馅儿的“圆子”。而北方汤圆则个个有馅儿。

　　说起“洒水滚成”的元宵，还有一则政治笑话，流传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故事是这样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得到一盒中国北京的元宵，煮而食之，惊诧不止：雪白滚圆的元宵外表没有丝毫痕迹，那么馅儿是怎么进去的呢？于是召集全美科学家进行专项研究，历时半年终于得出结论，这元宵馅儿是中国人摇进去的。

　　这则政治笑话说明了闭关锁国时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以北京汤圆为载体，漫画式地弘扬了极富特色的民族自尊精神。我们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一颗元宵竟然如此强烈地表达了贫穷中国的自豪感。

　　还有一则记于野史的掌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一心梦想复辟登基当皇帝，他深知自己的倒行逆施必然遭到民众反对，终日提心吊胆。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坐在家里，猛然听到大街上传来小贩拖着长腔的叫卖声：“元——宵！元——宵！”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因为“元宵”二字音同“袁消”，含有袁世凯被消灭之嫌疑，于是大为惶恐。1913年正月十五之前，他下令禁止“元宵”，只能称为“汤圆”或“粉果”。然而，广大百姓根本不买独裁者的账，照样“元宵元宵”叫着。终于叫得“洪宪皇帝”驾崩，果然“袁消”了。

　　马三立的相声《吃元宵》嘲讽孔夫子，可谓家喻户晓。那时候，孔夫子一定还没有成为圣人，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一连喝下十几碗元宵汤以充饥。

　　好在古代元宵是水煮的，因此孔夫子有汤可喝。如果到了今日，汤圆不但水煮，还可以油炸，那么孔圣人就连汤也没得喝了。

　　如今提倡健康饮食，还是水煮的汤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宵节就应当是一个水煮的节日。每逢正月十五合家团聚，我们就站在灶前煮汤圆。望着水中翻滚起伏的大汤圆，那心情一定是很不错的。

　　心情当然不错，因为袁世凯早已“袁消”，美国也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元宵终于成为不承载任何政治含义的汤圆——又甜又黏。既然如此，上元节我们尽情地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