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彪去世５个多月后，由其夫人张秋芳亲自定名为《印记》的“傅彪自传”本月１５日将问世。这部近２０万字的《印记》是一部“大悲大喜的真情之作”，其中收录有傅彪生前撰写的５０００字。

　　本版选摘了傅彪回忆儿时与家人在一起的温馨文字，以及傅彪儿子聪聪写下的文字。

　　傅彪儿子聪聪半岁时，眼睛就比爸爸的大。

　　【傅彪谈家人】

　　一边看露天电影，一边暗中监视妈妈

　　小时候一星期看一场两场电影是必须的。父亲母亲忙四个孩子根本没时间看电影，只有夏天孩子大点了，能看上个露天电影。

　　下午俱乐部就能把晚上的电影名字写出来，晚饭我就吃不踏实，没吃上几口就扔下碗，一只手穿三个小竹子靠背椅，摇摇晃晃地去占座儿啦。

　　离天黑还早，六把竹椅一字排开占上一大块地儿，可随着人越来越多，椅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后椅子和椅子就亲密无间了。

　　灯光刚亮的时候家人会来，拿着瓜子、

　　这儿没人说话，基本上都是喊话，不喊听不见，五湖四海哪儿的方言都有，每家都是三代人来受教育。

　　“妈妈怎么没来？”我问。

　　“一会儿就来。”不知谁告诉我的。我就找茬儿开溜，我一定要回家看妈妈。那会儿虽然小，但我知道爸爸妈妈工作得不开心，而且经常会有同学的家长想不开，所以我的心重的毛病，那会儿就落下了。

　　还没进楼道就闻着敌敌畏的味儿，我不会让妈妈发现我，每次都不会。一定在暗中监视着洒完那些白色的液体，看着她走出楼门我才放心。

　　电影散了，家家户户都不回家，大人们先进去把窗户打开（或者电影没完爸爸妈妈就回家开窗户了），我们在楼门口儿还能玩一会儿。

　　其实我这时候最高兴，因为，我妈妈没事儿。

　　外婆

　　随妈妈去上海看外婆，外婆忙着做“广告”

　　我从记事起就跟外婆在一起。

　　上世纪６０年代末随母亲坐火车轮渡过长江去上海看外婆。外婆很开心，开始分包东西，把大包的分成若干小包，然后用竹竿儿捅对面楼上的窗户。窗户上很快出现一张老脸，瘦但很慈祥。

　　“外婆，阿拉囡伟来啦！（外婆，我女儿回来啦！）”

　　“阿拉囡住拉北京。（我女儿住在北京。）”

　　外婆悬着竹竿儿，从上面滑过一个小竹篮，里面放了三个杯口大小的国光苹果。对面外婆又用竹竿儿送回年糕。

　　现在想想外婆不是为了送礼，大概是因女儿回来看她而向邻居们做个广告。

　　上海不黑，北京天黑了就看不见路，上海不是。石库门里弄的房子虽然不是很热闹，下过雨，有一点儿灯光地面就油亮亮的。

　　上海潮，晚上睡觉被子好像没晒干，也好像什么都没晒干。

　　上海吃得好，不对，应该说是好吃的多。不像北京吃得很单调。

　　母亲和

　　后来长大才知道，外婆和母亲讲的是宁波上海话，母亲对外婆讲的是上海宁波话。我一句都不会讲，一句都听不懂。

　　外婆的普通话也是一句都不会讲，外婆还不认识字，后来到了北京，没人到北京站接她，语言不通，又没文化，居然自己找到了离北京站３０里外的部队营房，我很敬佩。

　　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婆一到北京，我就能听懂上海话了。没人翻译，我什么都听得懂。外婆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普通话。

　　“光棍儿”

　　跟三个姐姐抬煤气罐感受不同

　　妈妈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是拖把，每天拖地。

　　爸爸手里有一根光棍儿，没有拖把直，更没有拖把好看，但用处很多。我也用这根光棍儿。

　　爸爸先用这光棍跟外婆合作，外婆是浙江宁波人，过年不吃饺子，吃汤圆。

　　北京就没有卖水磨元宵的。爸爸每年都托人买回５０斤江米来，拉到食堂用电磨或是外婆自己用石磨磨成浆，再用面口袋封住口，提起来很沉，几十斤的米浆呀。把家里椅子一正一反架起来，放两头，中间用我爸这根光棍儿一挞，面口袋里的水就滴滴答答地渗出到下面放的脸盆里。

　　这光棍儿到我手里是抬煤气。我还小，抬煤气总是我不一定和哪个姐姐去。

　　每到抬煤气时，光棍就成秤杆儿。大姐是会把煤气罐往她那边挪，二姐是固定一地方永远不动，三姐是永远往你那边挪。

　　我赞同二姐的做法，对大姐的做法心里有七分敬仰，三姐这种，抬几回我发誓再也不跟她合作了。她“聪明”地在爸爸面前哭了。爸爸差点儿揍我一顿。我暗下决心，再也不用你的光棍儿了，我自己扛。

　　一个月之后，我自己晃晃悠悠把煤气扛回家，虽然是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挺牛气地环顾家里人。我看到妈妈“幸福”地掉下眼泪，手里搓着围裙，嘴里说，特小的声音，“小心腰哇。”

　　【儿子写爸爸】

　　和妈妈胡闹，到爸爸那告状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妈妈经常没大没小地胡闹，谁输了就抢着给爸爸打电话告状，爸爸通常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然后“安慰”我：“让着你妈点儿呗，谁让咱们是男人呢！”

　　爸爸没打过我，从来没有，甚至没大声呵斥过我。可我只要表露出一点心理活动他马上能捕捉到，我在他面前从不敢放肆。妈妈倒是对我很严厉，可我经常能把她带到“沟”里。我得逞的时候，和爸爸一起畅快地大笑，妈妈经常一脸茫然。

　　当妈妈因为我特别听爸爸的话而“吃醋”的时候，我总能看到爸爸一脸成就感的坏笑。

　　每次跟妈妈通电话的时候，她总要加上一句“妈妈爱你”作为结束语，她也要求我说“我也爱您”。很长时间我都把它当做任务来完成，我觉得真是太女人了。可我现在不这么想，我是发自内心地说出这句话。我更想发自内心地说：“我永远的爸爸，我也爱您！”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６日，傅彪最后一次为爱妻过生日。

　　爸爸的喷嚏

　　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刹不住地打喷嚏

　　爸爸的喷嚏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快乐！我从没见过第二个人能刹不住地打喷嚏。只要爸爸打了第一个喷嚏，您就等着吧，少则十一二个，多则二三十个，连着打。

　　一次，他的朋友来京，爸爸在餐厅给他接风。一进包间他就开始打喷嚏。只见他头冲着墙，弯着腰，双手扶在膝上，脑袋晃悠两下就往下一抖，喊出一声“啊嘁”，赶巧了还会喊出“啊嘁嘁”。

　　谁还有心点菜啊，大家一边爆笑一边给他数数儿，一直数到２３个，因为那是乔丹球衣号码，我记得清楚。爸爸笑着揉眼睛，用被喷嚏打哑了的嗓子说：“见面礼，见面礼。”我抓住机会还击：“行啊老爸，气势磅礴啊！有排山倒海之势！”爸爸总是笑着先揉搓我的脸蛋儿，然后使劲胡噜几下我的脑袋：“你小子开始损你老爸了啊！”

　　长大后的聪聪神情越来越像父亲。

　　长夜过去了

　　就算是噩梦也有梦醒的一刻

　　被一场噩梦惊醒后，我出奇的冷静。天没亮，但我知道已不远了，我决定起床，在疯狂的大脑复苏之前多维持一段清醒的自己。

　　我尽量把灯开得暗些，刷牙洗脸之余仔细打量被一场虚幻的梦境吓出一身冷汗的自己。这个梦让我几近失去自我，它太残酷了，我试着不去想它是怎样的恐怖，但因为恐惧，不敢继续睡下去。

　　街上无人，宁静得甚至连我自己的心跳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不敢走得太快，怕打破这宁静的气氛。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如同冬天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才发现忘记穿风衣了。迫于寒冷我不得不冲家走，因为那里有温暖，也有无尽的快乐和回忆。

　　回到小屋，习惯性的看了看手机，没有信息。本来的不解和担忧随着钟表的提醒不欢而散。刚刚６：３０，谁会在这时给一个被噩梦搞得孤独无助的小男孩发信息而不是美美地睡上一觉呢？

　　我无心打开电脑看又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煮一碗面条，愿今天过生日的人长寿。好吧好吧，既然作业是留给我的，我非但要完成它，更要把它完成好！

　　长夜总要过去，就算是噩梦也有梦醒的一刻。让我在爱我和我爱的人都还在做他们自己的梦的时候，忘记这一切吧——

　　信报记者 赵明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