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到明，一直在修筑长城，制造了世界的一大奇迹。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中书监高闾给魏主上表，建议“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为此，他罗列出长城的五大用途和好处。我觉得他很有归纳性，录之于下：

　　“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高闾还经过计算后说：“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他对于民夫制造土方的能力是很了解的。这得到了魏主孝文帝元宏的赞许。

　　而在这之前北魏的另一个皇帝拓跋焘，却完全不了解群众的制造能力。他在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听信了寇谦之的话，“到道坛受符箓”。就是接受道士用来招神驱鬼祛病延年的秘密文书。寇谦之说是为了上接天神，奏请拓跋焘修筑一座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犬”。修一座宫殿要高到听不见狗咬鸡叫的程度，起码也得几百米高吧，修这样的摩天楼即使现在也属高科技范畴的难题，何况是在古代！结果上万人干了一年仍然不成。太子建议停止这项荒唐的工程，皇帝硬是不听。动机是搞迷信活动，施工更无科学依据，虽然大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修筑摩天大楼的尝试，但它毕竟是封建专制帝王制造的重大事件，既是劳民伤财的罪过，又落下个千古笑柄。

　　我们的发明创造能力，在有了“四大发明”之后，似乎就停滞了。自从宋代以后，在科技方面几乎再没有任何发明，我们所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生活几乎全部源于西方。但是我们的模仿能力、造假欲望却既强又烈。不然就不会提出“百城万店无假货”的创意，就不会成立那么多“打假办公室”，就不会喝酒喝死人，喝奶粉长大头，买种子无收成，洒农药虫不怕……其中尤以造假币最为可恶，而且也是由来已久。

　　据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宋朝，“自孝建以来，民间盗铸滥钱……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孝建是孝武帝刘骏初即位的年号，时在公元454年。从上面的记述中，可见民间造假的动作历来非常迅速，官钱一造出来，仿制品也就立即上市。

　　这种恶行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由于科技的发展加上信息的灵便，使造假能力大大提高，造假速度大大加快。有些影视还没有发行，盗版光盘就先发售了；有些书籍还没进书店，地摊上的盗版书已经摆上了。这些都是受了物质利益的驱使。我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加强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