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我国除了一些少数民族，都使用汉字。这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对于维护团结，文化交流，信息沟通都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在语言上却由于地域的复杂、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各地之间存在着差异，有的彼此根本无法听懂，从而造成隔阂，影响公务执行，浪费精力和时间，甚至由于误听而发生严重事件。

　　语言与文字的不统一，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两方面的不方便是人所共知的，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更是处处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共和国成立以来，把推广普通话写进了宪法，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里取得了相当的效果。特别是在广播影视中、大城市中、青少年中，成绩更为显著。但是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13亿人会说普通话或者能听懂普通话的人，仍然不够多，尤其是在农村，人们依然普遍地使用着各自地区的方言。

　　妨碍普通话推广的原因，从外部说，一是缺乏有力的推动，许多地方很长时间实际上是放任自流，二是缺乏科学、系统的教材和辅导人员，三是缺乏能够促进学和说的环境；从人的内部原因看，主要是心理障碍，比如觉得说不地道不好意思。

　　习惯的势力总是强大的，遗憾的是，竭力想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并不是很多，特别是在几近停滞的封建时代。因此，有一位先行者是非常值得提起的，他就是北魏孝文帝元宏。这位皇帝原是鲜卑族的拓跋氏，他非常倾慕中原文化，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以后，改姓元。他是个反对“因循守故”、主张“变风易俗”的改革派。在语音方面，决定“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就是要大家不再说他们北方少数民族的方言，而改说中原的汉语。这在当时，其性质也就是强力推广普通话了。他还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三十岁以上的人已经说“北语”说习惯了，可以缓改；三十岁以下现在朝廷供职的则必须改说“正音”，不然就给予降级或免职处分。当时有个大臣叫李冲提出异议，说：“各种语音，谁知道到底哪一种是对的？我认为皇帝的口音就是正音。”李冲定的这个标准显然有讨好的嫌疑，也许有意要在各方面都同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但是孝文帝元宏不但不买账，而且说“冲之此言，其罪当死！”这样的领导尤其是最高领导实不多见！

　　还有一位肯于严惩拍马者的皇帝叫朱全忠，即有些名气但口碑不怎么好的朱温。他曾经参加黄巢的农民军，以后又投降了唐朝，与李克用联军进攻黄巢，又以后同李克用父子混战，再以后干脆代唐称帝，史称后梁，最后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公元905年夏季的一天，朱全忠和臣僚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他指着柳树说：“这种树木适合用来做车轮。”大家一听觉得不对，都不吭声。却有几个游客站起来恭维地附和说：“是适合做车轮的。” 朱全忠勃然大怒，厉声呵斥说：“书生们好顺嘴乱讲糊弄人，正像你们这号人！车轮应当用榆木，怎么能用柳木呢！”结果，凡是视皇帝的说法为真理的拍马者，被“悉扑杀之”。一个个丢了脑袋。朱全忠本是个反复无常的政治流氓，杀人如麻，但他这一次虽然过于严厉，却是做得对的。在历史上，惩办或杀戮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统治者是屡见不鲜的，而惩办或杀戮拍自己马屁的人的统治者却凤毛麟角。

　　上面记载的都是令人读来有些心情沉重的史实，因为都说的是皇帝杀人。我们且找一段比较轻松的记载：

　　唐中宗李显在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二月突发奇想，命宫女们扮演“市肆”，让公卿们扮演“商旅”，进行交易，“因为忿争，言词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中宗李显编导的这场贸易活动，当然不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并为此要大家学会经商去“练摊儿”，而纯粹是为了取乐，同时也娱乐了大家。宫女们和公卿们在此时此地都得以改变了自己原有的身份，难得有这种与异性的社交方式，可以肆无忌惮地嬉笑怒骂，可以借题发挥地打打闹闹，可以拉拉扯扯地讨价还价，一个“亵”字透露出调情的细节。皇帝和皇后亲临观看，允许他们之间进行性挑逗，可见其开明程度及唐代社会的开放程度。中宗李显如果活在今天，我主张授予他最佳总策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