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美术新潮”代表人物回顾与袁运生陈丹青的交往、组建“超现实主义团体”的前后

　　■人物

　　丁方

　　1956年生于陕西武功，197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1983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研究生，1986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借调《中国美术报》任编辑，1989年之后辞职成为职业画家。丁方在20世纪八十年代曾以其所谓“大灵魂绘画”成为“85美术新潮”的重要代表。

　　“我在黄土高原画的第一幅画是素描一个农民，我觉得他脸上的皱纹和黄土地的褶皱是一样的。”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从临摹连环画和邮票开始

　　自幼我便酷爱画画，但是没有美术教材，只好照着连环画上面的人物画，那时的连环画很多都照样板戏画的，男主角都是浓眉大眼、一脸正气，所以我们一出手画出来的人物也是脸谱化的形象，连眉毛都一定会是竖着的。

　　当时我的基本功比周围学画画的同伴要好一些，最大的优点就是画得非常准确，不过完全没有风格可言。

　　要知道我们当时崇拜的都是画军队题材的一些画家，看到“毛主席去安源”那种画之后觉得简直是太棒了，捧着印有这幅画的邮票临摹了好久。

　　在参加高考之前，我占了一个小便宜。当时有一个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的道路。”根据这一指示，大学又有人上课了，这种大学叫“721大学”。我原先工作的单位是一家研究所，我也被当作设计系统的技术骨干送到“721大学”培训，系统地接受了一年的美术教育。

　　正好第二年就是高考了，我当然是想继续上大学，但是单位极力反对，说：“我们不阻止你考试，但是你考不上大学也不可以回来上班了。”当年有个工作单位是很困难的，我参加高考也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我考上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传统人物绘画。大学生活来之不易，第一批冒着风险考上大学的学生都非常用功，6－8个人住一间宿舍，大家都打着电筒在被窝里读书，因为传到你手里的资料可能第二天一早就得还给别人。这种文化紧缺的状态也使得我们当时每看一本书记忆都非常深刻。

　　最直接的影响是袁运生带给我的。我虽然不满意自己那种很准确的绘画，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去改变。袁运生等人1979年10月在首都机场做了一个以云南风情为主题的机场壁画运动，影响非常大。

　　因为袁运生是南通人，他要回南通开一个“省亲画展”，必须途经南京。南京师范学院听说了之后就把他请到学校去做了一次讲演，听众非常多。袁运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西方艺术流派，还说艺术创作要找到自己的个性。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很兴奋，但觉得不过瘾，几个同学还跟随他回到了南通，听了他的另外一个演讲。

　　在黄土高原体验人的尊严

　　1980年春，学校组织学生去苏州一带写生，我没有去苏州，独自去了西北的黄土高原，因为我感到苏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听了那么多主题厚重的音乐，又读了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所引发的思考与情感没法在苏州找到对应。我所生活的南京虽然有明代的城墙、民国的建筑、高大的梧桐，但它毕竟是一个城市，缺乏人文地理资源，我只能到北方去找。

　　我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陕西武功，踏上黄土高原之后，仿佛一种鲜艳的感觉一下子被开启，非常受震动。我第一次真正地看见地平线，它就像是人生的灭点———灭点是美术的术语，即地平线在视野中的消失处；第一次观察太阳是怎么升起落下，阳光洒在大地上的那种映照着生命体的感觉。我才终于理解为什么农民是光着膀子穿棉袄，因为早上天气寒冷，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作，但是中午气候又会变得非常燥热，晚上再变冷。

　　那些房屋的墙都不用砖砌，是用土夯打出来的，夯实的土比砖还结实。同样，那儿的人也像土地一样结实。

　　但那里的水却很少，人们要打很深很深的井，才能得到水。因为土坚实得常常一镐下去只凿开一点点，这类活计都是小伙子和壮汉们来干，我突然发觉他们的脊背与远处的山体竟有着令人惊异的同构关系。

　　黄土高原在80年代初期拥有一种沉睡的气质，虽然物质贫乏，但是农民都满怀乐天情绪，脸上笑呵呵的，村里弥漫着玉米粥的香味。

　　土地非常干净而且是被精心耕耘，可以看出人们是在把生活的环境当作自己的家园对待。我在黄土高原画的第一幅画是素描一个农民，我觉得他脸上的皱纹和黄土地的褶皱是一样的，缝隙中渗透着油亮亮的汗，这是土地在人身上的烙印。

　　我不是盲目地看这些现象，因为我已经读了大量的书，这些感动都是头脑中的概念与现实中的自然现象的碰撞。所以，在第一眼的新鲜感之后，是一种非常熟悉的体验，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你才发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在艰难的生存中体现出来的尊严。

　　成名没带来什么好处

　　在黄土高原画了一系列的作品之后，我想请一些更好的画家给我做一些评估，就去北京找了袁运生和陈丹青，他们是当时对学生影响非常大的两个人，而且他们对艺术的态度非常之真诚，我相信他们会跟我说真话。

　　结果陈丹青当时在给程丛林的信中说：“丁方的作品正是我努力追求的，丁方轻易达到了”。当时流行的画风都是夸张甚至矫饰的，人们都希望寻找到一种自然、稚拙的风格。1982年，《美术》杂志刊登了我的作品。但是，名声的远扬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遭到了学校老师的批判，说我的画是丑化农民形象。

　　毕业之后我留在学校的陶瓷系任教，但是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工艺美术系，应该画一些工笔画，我画那种粗犷风格的油画被视为不安于专业，所以还不能大张旗鼓地画。袁运生知道我的遭遇之后对我说：“你应该离开南京来北京。”他鼓励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但第一年我因为外语没及格落选了。

　　第二年，学校设卡不让我考外校，我报考了本校油画系的研究生，但是学校不让我考油画系，不把准考证发给我，袁运生对我们学校的人说：“你们如果放走了丁方，对你们来说将是极大的损失。”

　　油画系当年只有2名研究生名额，我考了第一名，外校的一个人考了第二名，油画系自己的学生都没有考上，所以他们依旧不肯收我。学校教育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急了：“最好的学生你们竟然不收？”但是，油画系无人肯教我，最后还是宽厚的苏天赐老师收了我做他的弟子。

　　不过，学校各个系之间的纠葛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我自己早就跑到黄土高原画画去了。等我回到学校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被解决了。

　　举办展览震动南京城

　　1986年6月，我和杨志麟、沈勤、曹晓冬、管策等人基于大家的绘画风格组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团体”，团体名字取意自“生命之旅”，即艺术家们对历史、文化、生命的进程的体验。

　　我为我们的团体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地球上的人由于受到孤独的笼罩而失去了与任何事物对话的可能，因此我尤其强调了西西弗斯的牺牲精神。在我看来，艺术应该追求永恒精神，不应仅仅停留在反对现实的层面上，而应该把中国文化纳入人类文化的轨道上来。

　　1985年10月，我们以南京艺术学院的名义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了“江苏青年艺术周”，那是一次综合性的大展，包括美术作品、诗歌、音乐等。这个活动在南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参加展览的人数达到了140多人，参观的人也每天超过14000多位。

　　南京那个城市的文化生态相对沉闷，我们的作品引起了南京市民很大的震动，有的人认为非常好，看了之后觉得非常过瘾，也有些人在展览会的留言簿上写：“胡来！疯子！”

　　有人将我的作品归纳为“大灵魂绘画”，但是我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如果要我自己来说，我会说是“伟大灵魂绘画”，一字之差内涵完全不一样，“伟”字包含了善的含义。光是一个“大”字不具备价值体系的衡量。

　　■记者手记

　　“进行的是中国画坛上史无前例的探索”、“悲壮的英雄主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超凡脱俗的宗教意识”、“似乎在呼喊出历史的苦难和在苦难中重生的渴望”……

　　这些评语说的就是坚持画了20多年黄土高原的丁方。

　　但是，从80年代一举成名之后，丁方的人生似乎并没有直线上升，甚至种种传言不胫而走，有人说他已经参透了人生，也有人说他去做生意了，而且做得很大。对于他在90年代沉寂了的评语，丁方说：怎么叫沉寂了？我一直在绘画。做生意？“是去做了一些室内外环境艺术的社会实践。

　　这叫做生意？他们卖画不是做生意？“

　　“虚名，不过是人类的虚荣心。”丁方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具有思想力、创造力的完整的人。

　　在丁方的个人网页上，在“关于丁方”那一栏中，详细记载了他每一年的创作行程、参与的展览、受到的邀请，甚至媒体的反响譬如“中央电视台专门前来采访”

　　等等。

　　在丁方的语境中，多次用到的词语是“文艺复兴”、“历史尺度”、“生存体验”、“终极价值观”、“力量”、“精神”等等。你不过世俗的生活吗？“什么叫世俗的生活？我生活的三分之一时间是读书，三分之一时间是东南西北地行走———我的行走与旅游没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时间是绘画。”

　　口述：丁方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