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写三国时魏政权的史书共有三部：一部是西晋时王沈的《魏书》，一部是魏末鱼豢的《魏略》，还有一部是西晋初夏侯湛的《魏书》。这三部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前两部未能流传，是因为《三国志》的“魏纪”是根据它们所写且又比它们翔实、准确且文字优美，故取而代之。后一部则是由于它的编撰者自己不让面世之故。那么，夏侯湛先生因何不让自己的著作与世人见面呢？这里边有一段颇为感人的故事。

　　夏侯湛出身仕宦家庭。祖父夏侯威，是三国魏的兖州刺使，父亲夏侯庄，任淮南太守。据《晋书》记载：“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不仅如此，他本人的为官之路是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做到高官的。然而，他受到后代钦敬，是人品文品。这位夏侯先生只活了49岁，在做官之余，写了一部皇皇大著《魏书》。同是《晋书》记载：陈寿“撰魏、蜀、吴《三国志》凡五十六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于是，我们今天就只能看到《三国志》而无缘一识夏侯先生的《魏书》了。

　　夏侯湛的“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充分反映了他文德，善于自以为非和自知之明。古往今来，中国的文人们（包括那些并不入流的准文人、假文人），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自己的作品就是再臭，也咋看咋好，明明是次作、次次作甚至是一堆烂柴、一摊狗屎，也认为是“七仙女下凡”，美极了；不是请狐朋狗友大与吹捧文章，就是寻情钻眼请名人推荐；不是声称“堪与什么什么相比美”，就是“补充了什么什么空白”。可这位夏侯先生却一反丑态恶俗。他一看到陈寿的《三国志》，便马上觉得自己的书差远了。为了不使谬种流传，毅然采取“坏己书”的断然措施。虽然《晋书》没有写明他对己书是怎么个“坏法”，但可以猜想到非烧即扯，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从根本上不让它再见人了。作为一个著作家，能够公允评价自己和别人同类书的优劣，本身就十分不易；而在区分出高下后立即“坏己书”，其所需要的勇气，几乎可以和“壮士断腕”相比。

　　夏侯湛先生的“坏己书而罢”，反映了他视名利为粪土的情操。夏侯湛要出自己的书易如反掌。首先，像他那样参与皇帝决策的大官，花钱刻部书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小事体，书出来大约也不愁卖。其次，他的书并非质量太差。否则，《晋书》的总编撰、唐初的大政治家、学问家房玄龄绝不会说他“文章宏富，善构新词”的。

　　近几年来，学术界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抄袭拼凑盛行，雷同撞车甚多。有的人把别人的论文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的编辑把别人编的辞书，大块大块割下来装进自编的“典”中；有的教授竟卑鄙地抄袭学生的作品。面对种种不讲文德的丑恶现象，且把西晋时夏侯湛先生的故事写于此，意思是明摆着的，就是要向先人学习，见贤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