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景祐三年……

　　打住，打住！又是说古，景祐三年不就是1036年吗？至今差不多千年了，难道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还要再提吗？电视里反说、正说、戏说，把一潭中国历史的池水，都搅得浊不见底了，你还有必要再搅一棍子吗？

　　我想，还是要说。当代人，无论政、经、文各界，不都想名垂千古吗？我们假定就是千年后的子孙看当代种种人、般般事一样，看看宋代人，从而可以知道什么东西会速朽，什么东西会留存。时间的品格，不会如当下的各类评委，靠金钱女色之类，就收买得了的。它会以“当下”为参照，鉴定古人，拷问今人。

　　话说1036年，也就是大宋仁宗皇帝执政时的景祐三年，一位叫蔡襄的人写了一首诗，立时京都广为传播，洛阳为之纸贵。司马光《涑水纪闻》记下当时的盛况，说人们争相传写，书商竞相翻印，卖之书市，渔利不少。而且，当时的敌国契丹，也都派人秘密买了回去。畅销若此，前所未闻。

　　蔡襄何等人？此诗什么诗？

　　蔡襄当时不过是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处级干部，七品小吏。闻于世者，是其工于字。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里，占了一位。偶尔也有诗作问世，但诗艺平平，被宋代诗词大家的阴影遮得严严实实。这一首走俏的诗叫《四贤一不肖》。四贤，指的是范仲淹、余靖、尹师鲁和欧阳修。一不肖，是司谏官高若讷。

　　一首诗成为一个事件，正史如《宋史》列传第七十九蔡襄条里有记载。笔记类，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田况的《儒林公议》亦有记述。虽说未见全诗，但《儒林公议》中引用了一句讥讽高若讷的句子“袖书乞怜天子旁”，却真是画出了高若讷当时的可怜相。

　　这首诗写的是景祐三年，范仲淹上书《百官图》，激怒宰相吕夷简遭到贬谪，余靖、尹师鲁、欧阳修不惜丢掉乌纱，为之辩诬一事。

　　正像俗话所言，哪一片坟地无冤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有多少直言敢语之士遭遇恶报。翻开史册，字里行间，充满罢免、贬谪，甚至处刑、灭族字样。其间，又有多少是因为小人的迫害及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所造成。许多年之后，虽也有平反昭雪，但死者长已矣，只能让后人扼腕叹息。直言之士遭遇不幸的直接后果，是滋生了一批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违心油滑，巴结逢迎的人，使政坛空气变得污浊。不过，正直敢言毕竟是一种钻石品格，虽说稀少，却无比坚硬和明亮，灰尘不能埋没，人们更是千方百计，遵从它的诱惑，打磨自己的人生。

　　范仲淹是一代名世之臣，有先忧后乐之志，《宋史》评其为“弘毅之器”。朝有政声，野有口碑。因看不惯宰相吕夷简的任人唯亲，遂上言仁宗。吕夷简大权在握，气势熏炎，无敢忤者。便将范仲淹贬谪外任，这件事立即引起满朝正直之士一片反弹。

　　先是尹师鲁，愤然去找当政者说，如果认为范仲淹在搞“朋党”，那么，请把我也贬谪吧，我认为范仲淹是对的。这简直就是从头上卸了乌纱，捧在手上去抗议的。

　　那位余靖更是拍案而起，立即给仁宗皇帝上书，先为范仲淹辩诬；继之，又批评贬谪处分不当。请求皇帝不应“以诽谤加罪”，应该追改前命。

　　这是何等评议，何等胆量，何等气节，何等人品！尹师鲁，余靖，连同后边要说的欧阳修，那时都不过是三馆校勘，人微官卑，但一股正义冲动使他们不畏强权，敢于放言直书。在这些人眼里，职位何其轻，正义何其重。拼着丢官遭贬，也要维护正义。

　　就在这些正直之士愤愤不平之时，所有司谏官员，却或者落井下石，指责范仲淹，或者三缄其口，装聋作哑。司谏官高若讷就是如此。年轻孟浪，敢于放言的欧阳修，此时早已是见了松人按不住火，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了高司谏。这封长信痛快淋漓，把高若讷剥皮扒骨，挖出了灵魂的卑下。

　　欧阳修指斥高若讷说，范仲淹言事触怒宰相而获罪，你非但不能辩其非辜，又怕有识之士批评你，便跟着诋毁范仲淹说处置他是应该的。

　　信中说，你上有老母，珍惜官位，害怕饥寒，顾计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也是庸人之常情。但是你如今文过饰非，是“君子之贼也”！

　　在信的最后，欧阳修表现出一种大无畏，说“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余罪而诛之”。

　　读这些文字，真似有金石落地之声，字字撼人心肺。一种英气和豪气不禁油然而生。世人只知欧阳修是大散文家，文起八代之衰。《宋史》评说他“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其实，文心乃是人心。欧阳修文中的气度与精神，正是高贵人品放射出的光芒。

　　观古难免不思今。我们总在讲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优秀文化。围绕范仲淹贬官事件“四贤一不肖”所反映出的品质，恰从正反两面诠释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可惜人们对那些优秀的品格继承得太少了。早在1979年时，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流放边疆近二十年的老诗人，特别伤感地向我说了某些品格低下的人在“运动”中的一些表现。一个月前，还著文夸奖他的诗歌如何优秀，如何了不起，转眼他成了“右派分子”，这些人立即把手中的鲜花换作石头，抢先砸在他的头上。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如此没有品格，足见人性之难测。

　　欧阳修在给高若讷的信中指出这种见诬不辩，落井下石，是既欺当时之人，又欺后世之人。欧阳修说，须知当时之人不可欺，后世之人亦不可欺。果然，当时之人，已有蔡襄写下《四贤一不肖》证明不可欺；千年之后，重读这些文章，我们思绪更为清明。

　　欧阳修的命运也和范仲淹、余靖、尹师鲁一样被贬了官，正像蔡襄说的那样，高若讷恼羞成怒，“袖书乞怜天子旁”，告了欧阳修。但对一个视正直为生命的人，贬官，复有何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