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强烈的地震使我从睡梦中惊醒，弥漫的尘土不仅使我睁不开眼睛，甚至连喘气都感觉很困难。

　　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里只有我和哥哥居住。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摸着黑找出手电。天啊！家里的一面墙没了，屋顶耷拉下一角，屋门也推不开了，隔着窗户我们发现：楼梯已经“平槽”，全是砖头瓦块。

　　哥说：“看来我们是出不去了。天太黑，我们只有在床铺底下躲一躲啦，一切等天亮了再说！”他把家里的几十块钱、二十几斤粮票和粮本交给我，接着又把一条毛巾和一壶水放到了床下。

　　趴在床下，哥告诉我：“只要咱们能活着出去，就一块儿到我们单位去。”哥的单位叫“7047设计组”（实际就是天津地铁筹建处），当时分配才不到两年。我呢，16岁，初三毕业，正在家里等分配。

　　天慢慢亮了，我们终于在邻居的帮助下，从碎砖烂瓦中出来了。

　　来到单位后，哥就被领导召集起来去开会了，我在院子里坐着吃馒头。等来等去，快中午了，哥告诉我：“我们都去抢险一会儿就出发，你去伯母家吧，他们是平房，估计没啥事儿。”

　　伯母家？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哥说的“伯母”指的是我姐未来的婆婆，姐姐定好是半年后才出嫁的，可我怎么好在大难当头的关口跑到人家去呢？就说姐姐恋爱这三年中和“伯母”家走动频繁，可我也不愿麻烦人家。但是，我又不能不听哥的话，自打10岁失去父母之后，哥始终照顾我，姐姐又工作在北京，天津我们实在没有别的亲人。

　　沿着南京路，我来到湖北路口的伯母家。这是铁路第三设计院的宿舍大院，绕过前院小山般的瓦砾，一眼就看到举着竹竿儿的伯母。

　　“夏凯，你没事吧？你哥呢？”伯母跑过来问，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们家塌了，我哥抢险去了。”

　　“大小伙子有什么好哭的！天津市又不是塌了你们一家。只要人没事就好。”伯母拉着我的手说。

　　“伯母，我可能得在您家凑合些日子了，生活费和粮票我哥一半天给您送来。”我按照哥的嘱咐，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说。

　　“快去见见你伯父，刚才他还念叨你们呢……”

　　从此，我走进了一个“抗震棚”的世界。伯母家的棚子就搭在南京路上，跳过一人高的院墙就是他家的平房。所谓的“棚子”，不过就是在双人床的四条腿上绑上竹竿，上面撑起塑料布而已。

　　在余震频频的日子里，大家活动的空间都在露天，即使进屋拿东西，也是快进快出，生怕“闷死”在里面。

　　伯母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三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伯父伯母退休在家，为三个还没结婚的孩子做后勤。

　　伯父退休前是一位体育教师，伯母退休前是一名医生。伯父的言谈举止，特别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总是坐在院子里喝茶抽烟发号施令，还沾火就着；伯母却是一个从来不会着急的温和主妇，总是忙来忙去，仔仔细细地操持着每一件家务。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大多是和伯母沟通，轻易不敢和伯父说话。伯母一家有很严格的规矩，从饭桌旁的座位到每个人用的水杯都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不洗脸、不洗脚、不洗屁股是绝对不可以睡觉的。即使是在不敢进屋的条件下，也要每天围起布帘完成“三洗”。

　　当时，我最怵头的就是晚上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因为伯母家的饭不仅做得精细，而且真的非常好吃，我比他们一家四口（姐夫工作在北京）的饭量都大：米饭起码一碗半，馒头最少也要一个半，可我知道我哥几次送的生活费伯母都没收，我真的不忍心就这么“白吃白喝”下去。但是，伯母最知道我的心思，她总是在我还没吃完第一碗的时候问我：“你怎么不知道添饭啊？你可正是发育期啊。”

　　那时，我躺在“抗震棚”里经常失眠：学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分配我工作啊？家里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我什么时候不再白吃人家的饭啊？我以后可怎么报答伯母一家人啊……我千方百计地努力去做我尽可能做的事情，为老人减轻点儿负担。早起生炉子，发面蒸馒头，提水刷凉席，和煤灰打煤砖。我还跑到周围倒塌的房子里捡来碎木头劈成劈柴。每每这时，伯母就掖给我几毛钱：“到起士林买块冰糕去。”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街道办事处通知我哥，说是在

　　近30年过去了。伯父早已故去，伯母卧床也有10年，老人卧床后，不论刮风下雨，只要我在天津，我每天都要去看她老人家，她常说：“我又多了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