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簿的设置与使用，虽然不好断言是对我国古典式民主的继承，但这最初确是封建统治者的发明。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八有这样一行字：“魏置纸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时间在公元539年的九月，是西魏文帝（元宝炬）在位之所为。他在京城的大门外摆上纸和笔，让人们前来写下批评意见，作为施政参考，帮助他认识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他应当

是创立意见簿的第一人。

　　我第一次见到意见簿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火车上，记得每个车厢都挂着一本，对于列车员以及整个铁路系统的服务工作，旅客们可以写下表扬或批评的意见，直到现在有些列车还保持着这个传统。其他单位、行业、地点也有这样做的。它是开放型的，任何人都可以翻开阅读。而后来的意见箱则是封闭型的，固然为提意见者保了密，为被提意见者留了面子，但也为诬告者提供了便利。唐代武则天在顺圣皇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曾经规定“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的人可以获得做五品官的奖励。怪不得司马光说：“告密之端自此兴矣。”武则天是否使用过意见箱，我尚未见到有目击者的记载，反正十有八九是暗箱操作，含有不少阴谋成分，不像意见簿属于真正的阳谋。

　　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中国人的头脑实在是太聪明了，虽说在科技方面只有四大发明，但在其他领域的不大不小的发明岂止四百、四千！使我们很难摸清现在的许多东西究竟有哪些是古已有之的。

　　我们刚纪念了

　　在曹真使用地道的整整二百年后，即公元423年，宋景平元年，北魏围攻虎牢时，守城的毛祖德“于城内掘地七丈，分出六道，出魏围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从穴中出，掩袭其后。”也是用的地道战。他们这一次是颇有斩获的。

　　20年前，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搞过一段时间的清除精神污染。这里只说它的字面儿，人们可能以为是个用于思想方面的现代新词儿，其实，污染一词古已有之，而且也曾用于精神领域。

　　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文学家阮籍，由于母亲病故，在守孝期间仍像平常一样地吃肉喝酒，有一个叫何曾的司隶校尉很看不惯，便到司马昭的面前告状说：“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之！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也就是建议掌权者不应听任阮籍的这种不遵孝道的不轨行为，应当把他抛弃到遥远的边地去，别让他污染了国家的风气。

　　其实阮籍的时常醉酒，不过是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现实，以保全自己，并污染不了华夏。何曾则扮演了一个卫道士的角色，好在司马昭“爱籍才，常拥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