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长篇小说三月出版，与文学评论家对话新作的“变与不变”

　　安妮宝贝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莲花》将于3月5日上市。在序言中，她写道，“莲花代表一种诞生，清除尘垢，在黑暗中趋向光”，并强调此书与宗教无关。但评论家郜元宝认为，“文字岂能抵达神性体验的万一？文字不必，也不配。但文字无法回避。神性感动忽然而至，文字只能不管不顾地迎上去”。

　　此外，也有人认为，安妮宝贝早期作品阴霾忧郁，近两年的几部随笔可以看到作家心态积极健康的一面，但小说《莲花》似乎要回到写作最初“撕开伤口给人看”的状态，是一种倒退。关于“变与不变”，安妮宝贝在与郜元宝的对话中，给出了答案。

　　安妮宝贝，作家。已出版《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莲花》等七部作品。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批评家。著有《世俗的喧哗》、《鲁迅六讲》等，另有译著《生命的意义》等。

　　■《莲花》内容简介

　　小说叙述年轻女子庆昭身患疾病，滞留高原，静等死亡。中年男人善生刚刚结束追名逐利的喧腾往日，内心长久压抑的黑暗苏醒，准备去与世隔绝的墨脱，寻访旧友内河。内河是被世界遗忘的女子，命途多舛。一路上善生向庆昭讲述自己和内河的往昔，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奇崛险阻，恰似叙述中依次展开的一代人苦痛而流离的蜕变过程……

　　解读角色与故事

　　欲以自我感受代言一代人？

　　郜元宝：书中某种主观性和自传色彩本身在闪烁其词，“他者”似乎很难在作品中呈现。

　　安妮宝贝：小说不纯粹是自传体，三个角色是同一个人内心的不同层面，是挣扎和分裂的结果。

　　郜元宝：《莲花》序言的第一句话写道：“这是一本以真实地点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既是小说，说明它完全来源于虚构。”同时也写道，你曾在2004年徒步前往墨脱。难免让读者感到书中某种主观性和自传色彩本身在闪烁其词。当一个作家完全地走入内心，“他者”似乎很难在作品中呈现。

　　安妮宝贝：小说不会纯粹是作家的自传体。但在创作的基础中，一定需要由生活积累的经验提炼。如同墨脱，如果我不曾亲身走过它，光凭想像，写不出它那种与世隔绝的壮丽，以及在与之互相融合的过程中所收获的精神储备。同时，另一方面，我不喜欢一类写作者只会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者圈子里的事情，甚至只写身边真实的人，这样的作者的视野缺少旁观和把自己抽离的高度。小说一定是虚构的产物。灵感可能来自某份报道，某个传闻，某种记忆，但所有素材需要打碎，糅合，抽离，拔高。这是有技术性要求的。

　　郜元宝：你在书中设置了三个主要角色，在他们诸多差异中耐心发掘三人殊途同归的隐秘轨迹，或许是想代言你这一代人的处境。在现代或后现代城市生活中波折重重，兴致耗尽，终于决定折返，自甘放逐于边缘，这肯定只是这一代人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在荒凉、诡异、静美、似乎外在于历史的极地风物中获得人生的教训，最终降卑顺服于神意的崇高和威严。

　　安妮宝贝：其实这三个角色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人的内心所显现出来的不同层面。我试图在不同角色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参照映衬的关系。它是挣扎和分裂的结果。

　　这本小说涉及到寻找和落空的某种寓意。人有所向和所求，然后获得道路。如果任何路途必须获得终局，那么这个终局，即使落空，也是一种顺乎其道的安排。

　　郜元宝：在你的作品中叙事心态保持一贯性，主人公似乎在寻找的不是激烈，而是激烈过后的平静，你在用“爱人之间彼此的理解”来牺牲情感的激烈，似乎这是你的想像，这样一种疏离感使读者还未感受到激烈就隐退了，为什么仍选择这种叙述？

　　安妮宝贝：他们寻找的是一种结果，其中过程剧烈颠沛，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务必要摸索一条苦痛与黑暗的道路，只为捕捉远处隐约闪烁的微光。这微光有时落空，有时只是幻象。这是作品本身的寓意。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我认为一个写作者的态度，应该是自控而警惕的。他始终要比他书里的人物态度理性和果决。作品是用来展示，而不是用来抒情。

　　风格的坚持与转变

　　延续幻象特征，弱化情欲描写？

　　郜元宝：《莲花》的叙述仍尽量简化，并减弱了你以往作品中，男女关系多呈现为无力的肉体关系这一特点。

　　安妮宝贝：我的作品大多与时代脱节，小说是虚无的艺术。写这本书需要人性的理解和体察，这种书写胜过任何爱情关系。

　　郜元宝：你的作品一般都潜藏着自我解释系统，随处可见高度的概括，清醒的自解，向更高更深处的探索。小说里既有比传统的社会讽刺更扎心的愤激，也有超越人寰几欲遗世的决绝，更有这一切之后的降卑顺服。你自己矛盾着，迄今为止，读书界也矛盾地对待着你。

　　但你不想静等别人教训，不想把作品打扮成软弱无助的嫁娘任人评点。自己评判，独自享受不发请贴的奢靡盛宴。

　　安妮宝贝：我作品中的故事大多与时代脱节，或联系并不紧密。有隔绝和幻象的特征，所以很难被评论的人找到参照的坐标。但我认同的写作，是与时代稍微拉开一点距离的书写。某种脱节和孤立，可以使一个创作者的自省观察和思量更为独立。小说对我来说，其本质是一种虚无的艺术。

　　郜元宝：《莲花》的叙述相对比较充分，但还是看到在尽量简化。你似乎不想通过榨取故事在纯粹形式或传奇意味上的可能性来产生意义，而喜欢在常常雷同的简单故事框架中，寻索那寄存于故事中，却不被剧中人所拥有，只能相信来自神秘大能者的零碎闪现的吉光片羽。

　　安妮宝贝：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对表象的超越，扩大心灵的范畴，增加对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我不注重那种充满野心的形式感，但注重文本本身自然的力度和美感。

　　郜元宝：以往你的作品中男女关系多呈现无力的肉体关系，但在《莲花》中，善生和内河两人的爱情仅仅纠缠却很少涉及情欲，你为何这样处理？

　　安妮宝贝：无力的肉体关系是为了衬托复杂而更为无力的内心关系。爱情是人的一种感情方式。但后来我的作品里渐渐疏远爱情这个主题，有时甚至没有写到爱情。善生与内河之间不是普通或世俗层面的爱情关系。他们之间是一种复杂而深沉的情感关系，包括着忠诚，羞耻，疏远，信任，伤害，慰藉，温暖，冷漠……种种人性的折射面。这种关系的写作对写作者来说，比书写任何一种爱情关系，更需要人性的理解和体察，但我喜欢。

　　郜元宝：《莲花》远避喧嚣。

　　本来你刻画城市也并非流俗对于声色犬马的沉迷与炫耀，并没有被这些所辖制，始终执拗地要剥离出偶然之后沉默的本相。有了这种态度，都市与极地，中心与边缘，就互为镜像，彼此表面的落差跨过也不难，而你确实已经轻轻地跨过。

　　安妮宝贝：小说不应该受到地域界限的影响。比如城市，乡村之类的区分，这是一个狭窄的概念。作家可以描绘他所观察到的城市最为尖端的物质繁华特征，也可以回归到对土地与自然的真实感受。

　　这并不矛盾。在这本小说里，写到了中心城市，峡谷，高原，海边村庄，森林，大雨，冰雪，台风，潮水，自然的壮丽和季节变迁……这种种表达，本身就能带来诸多创作的丰盛感。

　　这是一个作者应该具备的对世间万物的赤子之心。

　　文字与作者的博弈

　　强悍语言与哲学观谁是主宰？

　　郜元宝：文字最狂放最强悍之际，作者顺服它的心也随之而来。

　　安妮宝贝：作品系统的完整性，需要作者的哲学观这根绳索来牵引。

　　郜元宝：你的小说和随笔常常惊愕于偶然瞬间的神性，现在则似乎更确凿更持久地遭遇了。你似乎能够主宰文字，但就在文字最狂放最强悍之际，作者顺服它的心也随之而来。

　　安妮宝贝：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创作主题和叙述方式，可能会有诸多变化和递进，以此构筑作品系统的丰富和完整性，但这所有碎片需有一根清晰坚韧的绳索来牵引。这根绳索，应是一个创作者的哲学观，是他所有作品所围绕的一个表达核心。它一定会呈现出一种简洁而有力的特质。创作者所有的幻象世界都以此为基点。

　　它是精神支撑。没有哲学观的创作者，会制造出人云亦云的文本，或者是因为混沌不清而显得复杂却干瘪的文本。

　　郜元宝：文字的强悍与狂放意味着敢于舍弃。你舍弃了陈词滥调。没有为了迎合而刻意“完善”自己。比如你那种经常不讲道理的断句方式。一连串的句号表明的不只是随意，也是勇敢。你没有因袭的重担，没有俯仰鼻息的胆怯和投机，所以轻易拆毁了别人辛苦持守的无谓的界限。

　　安妮宝贝：我没有接受过中文系的学院式教育，以前的专业是金融，在中国银行工作。24岁偶然开始写作，辞职，成为一个职业的写作者。

　　建立自己的风格，只是天性里对文字一种本能的敏感和审美。为了保持简洁，必须尽力让自己做到准确。准确地筛选词句，准确地表达隐喻。文本需要控制力和自我警惕。简洁的文本是美的。

　　郜元宝：语言的陌生感曾是你们这一代作家的特点，但目前你已出版了七部作品，我发现其间的关键词如“需索”、“烟火”、“抵达”等等被多次重复使用，这难免会消损这些词语应有的力量，对此，你作何考虑？

　　安妮宝贝：我使用一些喜欢的经过反复筛选后的词，包括人物名字也经常重复。可能是心中洁癖和执意，也是风格的组成部分。这种风格会影响读者，同时也影响一些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他们模仿我文体中的语气、节奏、一些特定的用词，以至出现一种“安妮宝贝文体”。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状况。每一个词的使用需要思省和衡量来做垫底，哪怕它一再出现。使用妥当是一种技术，被无技术性地模仿滥用则只会造成扭曲。外界评论会伤害那些被大量模仿的文体。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曹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