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安镇始建于西汉初年，唐朝置淤口关，北宋设军，元朝建镇。宋人称淤口(信安)、益津(霸州)、瓦桥(雄州)为"三关"，属军事战略的"锁钥"、"机枢"。明清两代，当地满汉杂居，商贾如流。民谚说："金石沟，银胜芳，铁打的左各庄，赶不上信安一后晌。"昔日繁华，可见一斑。 长鞭指处

　　晌午，天还不晴，头顶上的彤云仍旧厚厚地压着。

　　信安镇上刚撂下碗筷，老人们便立在当街袖手看风景。平阔的马路绕门而过，各种车辆刷刷地疾驰着。

　　街心一条豁亮的大道，横穿南北，直抵碧瓦红墙、香烟缭绕的龙泉寺；斜对过二三百米，穹顶高耸，经堂肃穆，是一座不太大的清真寺。

　　隔墙飘来了龙泉寺袅袅的轻烟，香火如此旺盛，想必多少有些应验，就像庙里那两口著名的“龙泉御井”，潜藏着无法解释的神奇。民间传说多是穿凿附会，却与正史互为表里。传说中，龙泉御井的故事被安到了三关大帅杨六郎的头上，宋辽对垒，寺里的泉水居然在大旱之年挽救了全体宋朝官兵的性命。北宋版的《上甘岭》隐现在模糊的石刻碑文里。据县志记载：“堂东有井一所，内出甘泉，可供十方之众。”看来，龙泉汩汩，并非浪得虚名。可惜，明澈的泉水洗不去刀光剑影，征战杀伐还能勾兑出怎样美妙的滋味呢？

　　舞台上的杨六郎不过是民间的杜撰，这个人物真实的活动空间就在信安所属的三关一带，古镇见证了这位职业军人曾怎样披星戴月、执戈挥鞭。《元丰九域志》里说：宋将杨延昭兴师筑寨，把守淤口关。信安六寨，就在附近。

　　滚滚狼烟弥漫在信安上空，这座千年古镇终究隐藏不住忧郁的格调。

　　镇上人张口闭口杨六郎，却不大熟悉文天祥。熟悉当地典故的人自然了解一点，他不住地惋叹：“信安曾经有一块清朝的碑刻，断了两截，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文天祥途经本地的往事。”

　　“杨家将”抵挡金兵南下中原，两百年后，蒙古人又押解文天祥北归大都。出奇地巧合，这些荣辱毁誉都赶到了信安镇上。国破家亡的文天祥早就成了披枷戴锁的“光杆儿丞相”，他除了写诗填词，几乎做不了任何反抗。

　　信安驿馆，寒窗孤灯。神情黯淡的文天祥依旧捏着毛笔，在粉墙上倾泻着悲愤、抑郁的诗情。这两首传世的《南楼令》拼在一起读最贴切。

　　一首写：“雨过水明霞，潮痕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懊恨西风吹世换，又吹我，落天涯。”

　　另一首写：“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只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

　　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样，覆巢之下无完卵，国家没了，自己竟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尽管两首小令的出处暧昧，我宁愿相信这是文氏的手笔。词句中，落魄英雄不再是“铜金刚、铁罗汉”，而是重新捡起了文人最熟悉的抒情工具，使痛苦的心灵获得点滴安顿。

　　小令嵌入了雁阵、明月的意象，文天祥借宿过的驿馆便更名为“雁月楼”。陈年往事已成过眼云烟，然而，朝代兴替所派生出的种种悲情，却久久萦绕在信安镇泛黄的史册里。

　　雁月楼没了，六郎城也没了，镇上人又新建了马路、街道、私宅、庙宇……他们依旧操着几百年前的乡音，谈论着相似的地名和人物。不同的是，心思变了。昔日文人笔墨留香、武夫长鞭所指无非是争一朝一帝、一家一姓的地盘儿；眼下，雄关驿站已成通衢大道，信安人日夜盘算着，怎样尽快拆掉古今圈起来的“精神围墙”———致富要紧，挣钱要紧啊！

　　信安人几乎是在跟自己要长短。当地人撰文说：“霸州处于京、津、保‘金三角’的中心地带，距北京90公里，离天津76公里，去保定65公里，两条国道，两条高速，两条铁路交会于此……过去的九河下梢应成为九省通衢、活力四射的富庶之地。”

　　烽烟战火，给了信安人胆识；宋辽榷场，赋予信安人精明。镇门洞开，显然是迫切地等待着更新鲜的机会。想必，长鞭指处，“西风吹世换”，古镇也该是另外一番格调了。

　　本报记者张继合发自信安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