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别人苦难的想像是一种侮辱，苦难，只能了解。对苦难的随意贬低或是拔高，都是一种文字的轻浮，不负责任。也许，作者想告诉我们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能，或者想说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这是对的，但是当它落实到一个人复杂的生活史、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处境和身份时，文学的想像和热情就应该识趣的就此打住。

　　《盲流》刘书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定价：18.00元

　　□书评人 邓金明

　　在我们这样一个恍惚的时代，史诗性的流浪，大约只能在农民的流动打工中才能找得到了。

　　据温铁军《农民流动打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一文的粗略估计：到2004年，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5亿在农村，其中又有1.2亿离家外出打工，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有1.8亿“流动农民”。正是这个“1.8亿”，构成了作家刘书宏的小说《盲流》的社会学背景，或者说史诗背景。

　　农民正在成为生活在对立面包围之中的奥德赛。小说主人公孙国民就是这么个人物。他生活在淮河边一个叫孙佃铺的小村子，那里有个特殊的传统，就是外出乞讨。不是一般的乞讨，而是成为传统的、大规模的习惯性乞讨。而孙国民却坚持不出去。小说一开始写他因为老婆不能生育而老受村里人笑话，于是想到向人贩子买孩子，结果事情屡屡失败，钱还被抢，正当他最后绝望的时候，在医院附近，他幸运地捡到了一个弃婴。当地计生人员闻风而动，上门要给他妻子办结扎。这位孙国民无奈之下，开始了举家背井离乡的生涯。他和妻儿在各地流浪，碰到过各色人物，一个仁义的惯偷、好心或不那么好心的警察、凶狠的城管、霸道的乞丐等等。

　　因为误会他被派出所拘留过，钱被小偷偷过，因为没暂住证而屡屡被遣送，捡过破烂，卖过烤山芋，拔过鸡毛鸭毛。总之，为了生存什么都干———但只有一条，就是不能讨饭。正是这个生活底线也是道德底线的坚持，使主人公几乎成了一个神话式的人物。即使在艰难的流浪生涯中，他还是坚持收养了几个孤儿。而最戏剧性的是，他从小就会的吹唢呐，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通过教会几个孩子吹唢呐街头卖艺，他奇迹般地赚够了回家的钱。

　　小说的最后写道，孙国民像英雄一般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回到了孙佃铺村，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爸爸要拿这笔钱给你们一人办一个户口，真正的户口，从此你们就不是黑户了。”

　　生活的压力会自动召唤出生活的英雄。这种魔法，我们并不陌生。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伏尼契《牛虻》中的亚瑟、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余华《活着》中的福贵等等，一种终极的召唤———宗教信仰、革命理想、沉默而广袤的土地或者就是“活着”，使农民或者那种具有农民特质的人成了神话。正如同作者所声称的，“《盲流》不是控诉，也不是泄愤，而是憧憬，是对人性苏醒的实践。……故事从主人公因为无生育能力而开始捡孩子、买孩子讲起，直到他背井离乡，但依然对生活充满了憧憬，最终以他超人的音乐才能和对生命尊严的高境界理解而结束。”

　　我当然知道，在一个恍惚的时代里，单纯的道义上的感动，总是容易受到善良的或愿意相信善良的大众的叫好。我为《盲流》作者的道义感肃然起敬———实际上，考虑到这是中国第一部以农民工为题材的小说，我们也有理由向作者致敬。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单纯的感动，绝对不是让人精神清明的好办法。单纯，甚至是明智的大敌。因为单纯的道德认同在生活的复杂性面前碰壁时，便会激起更单纯的道德的恶性反扑。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农民不是奥德赛。作为一个和你我一样的凡人，他们有凡人的一切。

　　他们有道德的闪光也有阴暗面，有精神委琐也有正大光明，有受辱后的沉默也有挺起胸膛，有欢乐也有苦痛，有义气也有小气，有可敬处也有可恨处，有很人性的时候也有很不人性的时候。他们的流浪也不是在什么史诗中，而就在现实的恶劣、荒谬和无奈中。他们既有“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的恶劣生存环境，也有性压抑等感情生活上更大更难启齿的痛楚。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永远没有文学，它只有社会学。如果说这种农民的流浪有什么“诗意”，那也只是生活本身的辩证法，而不是别的。据小说的描述，主人公屡屡具有战略性的眼光和智慧性的说辞，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善良的意愿；相反，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沉默的农民工，他们的无言以对、困顿时的彷徨失措和随遇而安。他们很少单打独斗、独狼一样生活，也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生活的压力和节奏也根本使人来不及想。

　　我们早已不处在一个史诗的时代了，奥德赛在当代人类社会的枷锁中只会寸步难行。相比而言，自然的对立面倒等而下之了。正因如此，我们时代里的农民工们是真实的，他们不是“鬼”，他们所遭遇的“对立面”也是真实的。这种对立面既来自我们的道德的薄弱，同时也奇怪地来自我们道德的洋溢。一方面，城市人身边，民工像空气一般重要的存在却往往为人所忽略；另一方面，人们在农民工身上却又倾注了少见的大规模的道德同情。他们俨然成了苦难或超越苦难的化身。因而对农民工赋予文学的正义，是一种简单保险的事、大快人心的事。

　　但我要说顺应民心不是文学的天职。文学的义务是真理而不是正义。我曾经说过，对别人苦难的想像是一种侮辱。苦难，只能了解。对苦难的随意贬低或是拔高，都是一种文字的轻浮，不负责任。也许，作者想告诉我们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能，或者想说一个人不仅应该善，而且应该凭借良好的愿望拼斗，这是对的，但是当它落实到一个人复杂的生活史、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处境和身份时，文学的想像和热情就应该识趣的就此打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我们为1.8亿“流动农民”，人为虚构一个冉·阿让式的道德超人、一个奥德赛式的史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