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常在自己的心中。只要自己的心脏还在跳动，晓得太阳从东方升起，就难不想到对母亲的亏待，感到无比的沉重。

　　一张颂扬朱、毛红军的传单，使我的心长上了翅膀；敌人的炮弹在卢沟桥上开花，我离开可爱的故乡、难舍的母亲。那天，母亲心疼地说我的衣衫破得像狗啃过似的，出不了门哩！父亲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不笑话穷，就穿着破衣衫走吧！母亲执意不肯让我破破

烂烂着与她远别，翻箱倒柜……正是柿树穿红袍的时光，母亲与父亲站在村外一棵红红的柿树下，目送着我，直到确确实实再望不到我的踪影，才默默归村。

　　我的故乡设立着转运站，我的母亲只要听说从前线运下阵亡和挂花的战士，就要提心吊胆跑往转运站去，朝挂花的战士递上一杯开水，仔细地看一看阵亡和挂花的战士中是否有我。她后来告诉我说，从前线传来一声炮响，若是白天，她饭食就难咽下，若是夜晚，她就难躺在炕上。我听得心由不得发颤。

　　我离开故乡的头天晚上，往后街看望一位受伤的远房大伯。鬼子又偷袭故乡，我同母亲和妹妹失散。翌日午时回村，母亲与妹妹正坐在村口地上哭泣。有人误传给母亲，说我被鬼子抓往敌占区将我枪毙，母亲以为是真。刚刚失去父亲的母亲已不是原来的她，她脸色灰黄，满脸泪水，失声断气。周围劝慰母亲的大娘婶子无一人不伤悲地为母亲揪心。我慌忙将母亲扶起，她睁开眼睛看清是我，还良久的启齿无声。

　　新中国诞生前夕，妹妹结婚，跟从军的丈夫到了山西。早已由部队转到地方再进入文艺界的我，将母亲接到大城市同我生活在一起。未曾想到，半辈子生活在太行山村的母亲，却不能与土地、镰刀、锄头断情，却不能不闻听鸡啼、燕鸣，却不能看不见蓝天、白云、阳光，却不能不目睹桃、杏、梨、柿、枣、花的灿烂，不能不品尝自己辛苦的瓜果的芳香。我只能尊重母亲的习惯，再把母亲送回故乡。

　　参与拍摄电影《白毛女》之后，赴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三年，毕业后我希望回故乡，与母亲相依为命，未能如愿。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组织安排。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未想到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江青点名，也未想到反右倾运动中的坎坷。我在党的会议上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开诚布公讲担心1958年“好大喜功、盲目跃进、吹牛热、浮夸风”造成的损失日益严重，提出应该尽快纠正，却成为严重右倾，遭到无情批判，受到严重处分。难以服气身患重病（肝硬化轻度腹水）。一家老少食不得饱，病重的我也不能多得半斤口粮。与我远隔千里独自为生的母亲也开始挨饿浮肿。我不能给母亲一斤粮票，母亲却托一位亲戚捎来四棵白菜和一小兜红枣。亲戚告诉我说，白菜是母亲自留地的收获，红枣是母亲在别人收完枣的枣林里捡的。我将红枣倒出数一数，整整50个，个个饱满，个个老红。我凝神屏息，许久地注视，心潮起伏。亲戚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一字不识、不是党员的母亲心知肚明，大家失温断饱，不是苍天无情，是好心人求富心切，盲目、急躁，是违心人说大话、放卫星造成的后果。母亲不抱屈、不埋怨，一说再说，眼下多严重的困难也是兔子的尾巴，很快就会克服好转，要我一定宽心把病养好！我的心潮越发起伏：母亲的每一个红枣、每一棵白菜，都是一支燃亮的蜡烛，都是一片温暖的阳光，都是一股和煦的春风，使我的眼睛明亮清爽，使我的胸怀温暖宽广，使我的血液快速流淌，使我的呼吸轻松舒畅，使我的脊梁挺拔坚强。

　　反右倾运动中对我的批判和处分未过三个寒冬，彻底纠正平反。我的重病也大有好转，而我却再看不到母亲。1962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准备回老家过年，与孤独寂寞的母亲团圆，却接到妹妹来信，母亲于腊月二十一下午突然心力衰竭，永远离开了我们。妹妹在信中还说，我每月寄给母亲的钱，母亲舍不得花费，留存着两千多元。妹妹又劝慰我说，不要为母亲掉泪。

　　我深知母亲爱为她的儿女落泪，不愿她的儿女为她落泪，但我很难不时时想到自己给予母亲的太少———母亲临闭眼我也没有在她身边，并为此抱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