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水浒》和“竹林七贤”，诗人圈中有江湖

　　“很多人进入诗歌圈子之后追求的是放浪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所以现代诗人在许多人眼里是‘酒鬼’、‘疯子’。”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人物

　　孙文波1956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86年开始发表诗歌。

　　曾与肖开愚、张曙光创办诗歌刊物《九十年代》，与林木创办诗歌刊物《小杂志》等，出版诗集《地图上的旅行》等，《与人合编《中国诗歌评论》（三卷）、《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等。1996年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

　　写检讨书发现自己的文学天赋

　　我最初发现自己有点写作才能是因为一次写检讨，在那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我能写字，因为初中毕业之后就再没上过学。在西安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排队打饭，和一个性格很“二”的甘肃的战友打了起来，我把他打伤了，领导勒令我好好写检讨，否则就要受处分，在部队受处分可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熬夜赶出了几千字的检查，深刻解剖自己的错误，无限地上纲上线。结果这篇检讨在全连大会上宣读之后，指导员吃了一惊，没想到这小子平时吊儿郎当，检讨还写得不错，就饶了我一马。

　　从那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可以写字，兴奋得很，有事无事就喜欢拿出一支笔在本子上乱发感慨，兵也不好好当了。当时，我有个表哥在西安上大学，他借给我看了很多学校图书馆借的书。我读到的都是外国的小说和现代诗，到今天我都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首贺敬之的诗。后来我想，如果我仅仅是读中国现代诗，我不会对诗歌的美妙产生感悟与激动感。

　　从部队转业回到四川，我在一个有5000多人的工厂工作。每天午休的时候我就在工厂附近的茶馆看文学书籍，被我们厂几个写诗的人看在眼里，认为我既然这么爱看书，一定也写诗。

　　1982年的一天，他们来找我说：“我们要举办一个诗歌朗诵会，你也来参加吧。”在那之前，我根本没有与我交流文学的朋友，突然出现这几个人，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虽然我从未写过诗，我为了这个朗诵会第一次动笔写诗，一首名为《星星》，感慨生命短暂。另一首名为《修路》，呼吁政府修路。做了那次朗诵会之后，有几个在夜大读书的工友对我的诗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给我做了个访谈，把我命名为“工人诗人”。我激动得不得了。

　　处女作发表在香港

　　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年轻人来说，在写作之初进入一个文化圈子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

　　至少在1986年以前，我写诗都是东一模仿，西一模仿。

　　记得第一次见欧阳江河，我把我写的诗拿给他看，他拐了很大一个弯子谈诗歌的原创性问题，说一个人必须写出自己的诗歌，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

　　我的处女作是在香港发表的。我在进入诗歌圈子之后不久就认识了廖希，他在1985年移居香港，走之前带走了我和欧阳江河、柏桦、张枣、翟永明等人的诗。大约半年之后，廖希来信说他和香港的诗歌界接上头了。

　　香港当年有一个文学同仁刊物名为《大拇指》，主编就是现在香港《东方日报》总编辑叶辉。因为当时香港对于内地的诗歌发展仅仅限于朦胧诗人，突然发现在中国南方有一些诗人的作品和朦胧诗人写得完全不一样，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专辑。

　　欧阳江河给这个专辑写了一篇名为《受控的成长》的文章，前半篇介绍了内地诗歌界写作状况的发展与变化，从写作态度与方面的角度谈论了我们与朦胧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后半篇对我们7个人做了分别的介绍。专辑发表之后，廖希邮寄了很多杂志回来，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后来收到徐敬亚的“现代诗群体大展”邀请信，我们这7个人以“七君子”的名目参加，其实仅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在香港的杂志发表了作品。从这个大展以后，第三代诗人中的一些人浮出水面，开始陆续被评论，我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与外地的诗人有了交流。

　　“酒鬼”诗人自成江湖

　　1984年冬欧阳江河、周伦佑、石光华、万夏、杨黎等人在成都筹办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邀请我们这个青年诗人协会的人去见见面。我们都摸不着头脑，去还是不去？犹豫了很久。后来省委宣传部长亲自来和我们交谈，说我们是四川省新兴的文学力量，想听听我们对四川省文化发展状况的意见。

　　这个会议开了一整天，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大家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意见，主要是希望对于诗人发表作品给予扶持，因为我们发表作品太困难了。开完会大家都很高兴，以为不久就可见曙光了，的确从那以后我才得以开始在国内发表作品。

　　不过这个形势并没有持续多久，私下的交流与朗诵会仍然是诗人的表达渠道。

　　记得80年代中期，我们在四川大学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之后，二三十人到学校旁边的小酒馆去喝酒，很多人都喝醉了。醉了的人言行各异。有的人跑去学校的湖边，在一对情侣的旁边坐下，把别人吓一跳；胡冬翻铁门，翻到顶上的时候，卡在两根铁栏杆的中间竟然睡着了，身体一半门内一半门外地睡了一夜。

　　最过分的是杨黎，他跑去敲女研究生的门，敲开了一间宿舍，一个女孩看出来他喝醉了，就给他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在门口，他就一直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两眼发直。

　　中国当代诗人对于江湖的理解是从《水浒》和“竹林七贤”那儿来的，很多人进入诗歌圈子之后追求的是放浪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所以现代诗人在许多人眼里是“酒鬼”、“疯子”。

　　耳边回响海子的话“发封信吧”

　　圈子化必然是有利也有弊，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分左中右，加之文人之间还有相轻的毛病，圈子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万夏应是最深刻体验到江湖的欢乐与麻烦的人，当年万夏被称为“大侠”，因为他住在成都市中心，南来北往的人都会去他家里找他，其实他自己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依靠母亲养着。

　　1986年下半年的时候，万夏就躲我那儿住了半年，我自己也是自从开始发表作品之后就不安心上班了，觉得当工人太委屈自己了，想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重复几个动作，那太可怕了，所以三天两头地泡病号，和万夏一起在家里写诗。1987年我结婚之后，和很多人的交往就越发平淡了，因为当一个人的写作开始有一点成效之后，也就能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了。

　　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见到海子，是在1988年在王家新家。海子后来带我去参加他们“幸存者俱乐部”的聚会，那一次恰逢他们讨论发展新会员的事情。先是读这些候补会员的诗，然后大家再举手表决，气氛非常严肃。唯有海子态度非常无所谓，问到他的意见，他都是说：“发封信吧。”意思就是同意发送邀请函。

　　那天晚上，我和海子一起回到王家新家去住，聊诗聊到4点多，我说“睡吧。”海子说你先睡，他突然直直地躺下去，开始练气功。过了不久，我就收到西川发来的电报：3月26号，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我一读，腿都软了，耳边一直回响海子的那句话：“发封信吧。”

　　口述：孙文波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我们老了，守着屋子里的家具，翻看那些二十年前你偷来的旧书，早晨我为你烧开牛奶，晚上回家时你为我下面条，夕阳下我们在村子里散散步，你是我的亲人，我们相依为命”这是孙文波的妻子程小蓓写的诗，其中的“你”当然就是孙文波。

　　1986年被省委宣传部召见，对于孙文波个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在那次会上他结识了程小蓓，当年在四川十分活跃而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可是婚后的程小蓓有很多年都没有拾起写诗的笔。

　　“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压力，一方面与我对她的批评有关。”孙文波略略地露出愧色，“我当时交往的朋友都是自恃甚高的人，也的确是很优秀的一群诗人，包括欧阳江河、肖开愚、王家新等人，她自己当初所在的诗歌圈子只能是被我们这些人拿来嘲笑。”1988年，程小蓓一连在《诗刊》上发表了2个头条，“红透中国”，还被邀请去参加青春诗会———是孙文波从未获得的殊荣。但是，孙文波的这帮诗友在他们家聊天，细数中国当代最好的女诗人，数了七八个都没有提到程小蓓，“她坐在一旁听，自然会因此感到沮丧”。渐渐地，兴趣广泛的程小蓓停止了诗歌写作，直到几年前才重新开始。

　　现在，孙文波、程小蓓与许多艺术家一起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程小蓓做生意养家，孙文波继续诗歌创作与评论，只是现在出版诗集越来越难。